秦始皇以前的古书是不是都被烧掉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很令正直的读书人讨厌。博士淳于越是个书呆子型的人物，当面直斥他“面腴”。非但如此，淳于越还不识时务地转向了法今还是法古的老话题。战国诸家就这个话题争论了不知多少次，总起来说，儒家一直主张法先王，而法家则坚持以为审时度势的“察今”更为重要。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就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段十分著名的倡言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是法家的一贯主张。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秦即已发生焚书事件。根据《韩非子和氏》的记载，秦孝公在商君教引下“燔《诗》、《书》而明法令”，商鞅将《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站在极端扩张君主权力和威势立场上的韩非子更是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认为“私学”是与统治者“二心”的，“二心私学”“大者非世，细者惑下”，如果“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的话，是要“乱上反世”的。在著名的《五蠹》中，他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逃避耕战依附重臣的人）、商工之民并称为害国之“五蠹”，并明确声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是韩国贵族，他多次上书韩王安但未被采纳。韩非子有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言说，但他的书写得好，秦始皇读到他的《孤愤》、《五蠹》等篇大为赞赏。韩非子终于得到了一次出使于秦的机会，于是他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而缓伐韩。韩非子的才能引起他的老同学李斯的嫉妒，在李斯的谗害之下，韩非子最后服毒自杀。但是，韩非子鼓吹的法家的理论学说在秦国还是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李斯，同样是个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身为秦国的丞相，他是秦国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秦始皇应用法家的严刑峻法而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因此秦始皇很自然地批准了李斯的焚书建议。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从而大大增加了后来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可以读到国家典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还是为六国史书的不传而痛心不已。《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其实秦始皇焚敌国的史书这一举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任何一个王朝毫不含糊也都这么干。《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诗》、《书》是儒家之经典，百家语是战国时诸子百家之学说。秦始皇实行如此严厉之措施，将法家以外诸子百家统统禁锢，实在是种对学术进步、文化繁荣的反动，把战国时诸子百家相互争鸣的文化学术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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