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榜中最让人憎恨的就是荒淫无道的纣王,他居然在祭拜哪位神仙时起了色?

你想问故事的话。许仲琳写的是他拜祭女娲的时候觉得她很漂亮就写了就首赞扬她美想娶她的诗，女娲觉得被侮辱了于是召唤了三个妖精去毁了他的江山。但是如果你想问现实的话，这故事别当真，第一，商朝人不会作诗，第二，商朝人不拜女娲，女娲是夏人的女神，商族的女神是简狄，先秦讲究”神不歆其非类，民不祀其非族”，祭非其所祭，为淫祀。如果他真的拜祭女娲，那才真是大罪过了。

古代那么多人神恋故事，为什么纣王调戏了女

没想到，女娲娘娘回来一看，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立即取出金葫芦，升起一面招妖幡。招来了三个妖魔：狐狸精、雉鸡精、琵琶精，命令她们去祸害成汤天下！于是，纣王的大商朝就这样亡了。然而，这里面很有些值得琢磨的事。按说，帝王和三宫六院玩腻了，想和女神玩玩，这也不算什么新鲜。比如汉武帝和西王母。《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听说西王母美貌非常，很想见上一见，就在宫里焚香祈祷，七月七日这一天，西王母来了，还带来了一群仙女。和汉武帝盘桓了一夜。除了汉武帝，历史上还有其他的帝王，和西王母有过一腿。比如周穆王、燕昭王和宋徽宗。他们都曾请得西王母下凡，和她共度良宵。

商纣王真的是昏君吗?

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一个人有两种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例。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帝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王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象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帝国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儒家所称道的虞舜。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殷王称号》）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所以，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如果仅仅只是两个称号，还不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因为拥有这个称号的那个人，代表着一段历史，一段影响中国数千年文化走向的历史。同样是这段历史，由不同的人来写，就有不同的模样和结果。两个不同的称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对历史截然相反的认知。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官方出面修的正史，代表着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一种是野史，代表着民间的历史认同和评判。但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则是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是周王朝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周王朝作为战胜者的虚弱和商人作为战败者的不可小觑的盘杯错节的庞大势力。虽然周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周王朝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而是顽强地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自己的烙印”。通过这些雪泥鸿零星记载，人们依稀仍然能够窥测到商人记载的那段历史，与广为流布的周人的记载完全不同的模样的那段历史。虽然这和周人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偏见，但作为另一种历史，必然有助于人们探索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对于这一点，现代人对历史有一个极精致的比喻，将历史分为两部分，其交界处是皮肤。一面是皮上的历史，另一面是皮下的历史。皮上的历史是给人们看的。但真正主导历史走向和进程的，却是皮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