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箸之忧是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

《韩非子》中有一则“象箸之忧”的故事,讲的是商纣王令人做了一双象牙筷子，太师箕子预感到这将是天下的祸害，为此忧虑万分。他认为，纣王用了象牙筷子，必不会用陶杯，而改用犀牛角杯或玉杯；使用了象筷玉杯，就不会吃粗粮菜蔬，而要吃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必不能穿着粗布短衣、坐在茅屋中吃，一定要穿着华贵的衣服，坐在宽广的房屋中、高高的亭台上吃。果不其然，过了五年，纣王设置酒池肉林，骄奢淫逸至极，将殷商引向覆灭。万物之发端必于“一”。一次让步，次次守不住，终致满盘皆输。帝王如此，官员何尝不是呢？明朝御史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讲述他受教于都台王廷相的一则见闻，也反映出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个穿新鞋的轿夫，开始时小心翼翼，择地而行，随着路上泥泞渐多，一不小心踩进泥水坑中，从此便“不复顾惜”。可见，破例是通向毁灭的阶梯，先例一旦打破，便会一破再破，其结果可想而知。“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不复顾惜”让王廷相有了“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之感叹，一语道破为官之道。面对笑脸的送礼者、精心的围猎者，一些领导干部口中的“下不为例”，实际上是默认“首次破例”，预示着将来还可以继续破例，这正是危亡之始。一旦因此而尝到甜头，便会不知不觉放松戒备，一步步踏着破例的阶梯，走向贪腐的深渊。只要领导干部手中有权力，利益的考验就会如影随形。自古以来，为官者能熟谙破例之害者大有人在，其中能深明抵御之道并身体力行者也不在少数。《唐国史补》记载，左丞李清名远扬。一次，户部侍郎刘晏到李家做客，“见其门帘甚敝”，便找人织了一块新帘子。然而，刘晏畏惧李的清名，“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帘子竟未送成。清廉之名威无边，让送礼者自感矮小，令围猎者内心生愧。与其在情面与原则、利益与规定中反复权衡，倒不如像李那样谨守“一身正气悬山河”，坚持“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对不义之财、不法之事、不正之风第一时间拒绝和抵制，从而炼就百毒不侵的“金刚不坏之身”。贪腐起于“一”，清廉也养成于“一”。陈云同志一次在杭州吃午饭，地方的同志考虑到他已退休需要增加营养，便私自在原来的一荤一素之外加了一小碗鱼翅。陈云发现后摆摆手，平和而坚定地说：“不需要，我吃的营养足够了”。饭后，陈云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吃了，哪怕是一点点儿，以后他们就会找借口给我做；这次浪费了，他们就不会给我做第二次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事实证明，只要坚辞不受，就不会有下例，即使有下例也难以得逞。许多违法违纪案例都表明，最难提防的是“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问题。分析原因，关键还是识得不深不透，只识得来者的真实目的，却看不到自身的心理蜕变；只识得脚下的破例之害，却看不清长远的叠加效应。唯有做到既识得破，又拒得了，顾惜如始，步步为营，才能杜绝贪腐近身，远离“象箸之忧

归纳法是论证的前提支持结论但不确保结论的推理过程。它属于合情推理。个人以为，象牙之箸确实犯了滑坡谬误，但并不影响这个寓言的说服力。逻辑要求论证过程的严谨性，往往在“是”与“非”之间做出判断。而日常中很多判断并不需要百分百的确定，只要发生的可能性达到一定程度，就足以做出指导行为的决定。就如一个人说了十句话，三句假的七句真的，并不能因此判断他下一句话就是假的，也不能得出他是骗子的结论，但已经足够让我做出不再相信他的决定。回到象牙之箸这个案例中来，中间的推论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很显然它是符合人性的，目前心理学的发展还不足以用严密的逻辑来推论人性，所以更多的还是靠归纳总结。滑坡谬论是夸大了事件的后果，也即危言耸听，本质上是诉诸恐惧，利用人们想要把危险扼杀在萌芽之中的心态，来阻止起始事件的发生。象牙之箸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符合人们的认知，那么我认为它依然有警示后人的作用，这种警示作用叫做------经验之谈。当然，如果有了新的经验或更合理的逻辑，那旧的经验自然可以摒弃。最后，关于结论正确，论证过程是否合理重不重要，其实还要看情况，如果你是治学，那就应该严谨，过程有时比结果还重要。如果只是应用于生活中，你要知道试错是有成本的，质疑和论证也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所以不能事事都较真，有时难得糊涂才是人生就是说呀，当年纣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见了觉得害怕。因为箕子认为，用了象牙筷子，必然会不用陶杯，改用犀角做的杯子；用了象牙筷子，玉杯，必然不会吃粗粮菜蔬，而是去吃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必然不能穿着粗布短衣，坐在茅屋中吃，一定要穿着华贵的衣服，坐在宽广的屋子，高高的亭台上吃。我怕那个结局，所以在看到开始的时候感到恐惧。果不其然，过了五年，纣王造了酒池肉林，设了炮烙的酷刑，并因此而亡国。棘轮效应，还是那句从简入奢易，从奢入简难。消费水平一旦上去很难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