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坑儒坑的是哪些人？

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帝王历来被后世史学家们所争论不休，有人评价他雄才大略横扫六合为千古一帝，也有人说他骄奢专权为无德暴君，而他的那些负面评价则是来源于苛政虐民、大兴土木、求仙问药、追求长生等等。

最让后代文人儒士所痛恨的就是那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焚烧诗书乃是不尊重文化妄想搞思想专制，坑杀儒生更是对后世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人学士的公然挑战，秦始皇自然成为了他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使得几千年来对他的评价总是负面多于正面。然而通读史书，我们不难发现，秦始皇或许真的是一位被委屈了千年的背锅侠，因为坑儒坑的不是儒生，而是曾经被秦始皇深深信任的方士。

一、《史记》中“坑儒”的真相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史记.秦始皇本纪》我们知道秦始皇晚年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盲目相信方士，派了大量的人到各地求仙问药，对这些方士不惜耗费巨资，甚至对他们的话言听计从，这些人中也许有些确实是道教出身，能掐会算、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但是，保不齐有一些人为了追名逐利走捷径，以方士的身份取得秦始皇的信任，到秦宫来骗吃骗喝，刚开始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老皇帝挺好骗的，要金给金、要银得银，可时间一久他们发现事情远不是他们想的这么简单，如果自己的伎俩一旦被拆穿，可能身首异处，下场惨淡。

所有的涟漪，都源自最初的那颗石子，而“坑术士”的导火索源自一个叫卢生的方士。关于卢生其人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共记载了关于他的三件事：

第一，卢生献书。秦始皇三十二年，赵政派遣燕人卢生去寻访海外仙山，求取长生不老之药，之后卢生归来，献上了一本被称为《录图书》的谶书，书上赫然写着“亡秦者，胡也”。作为一个想让大秦万世永存、自己长生不老的帝王，他是不允许任何威胁帝国存亡的因素存在的，于是大笔一挥便派遣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秦军北击匈奴，并且修筑长城抵御蛮夷。

第二，虚言劝谏。秦始皇对这些方士言听计从，可是这些人总没能给他带回他想要的不老仙药，有一天赵政就对卢生犯起了嘀咕，卢生为了狡辩就对皇帝说“陛下您治理天下，自然做不到清静无忧，然而您只有经常秘密出行才便于驱逐恶鬼，恶鬼避开了，神仙真人才能到来，因此陛下您在哪儿居住不能让臣子们知道，只有这样不死之药或许能得到”。明眼人一听都知道这明摆着在胡诌乱扯，可赵政仍然对卢生深信不疑，之后便与大臣们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大臣们常常找不到自己的国君，而始皇帝还自得其乐。

这就导致有一次始皇帝在梁山宫墙之上远远看见了丞相李斯的车马人数众多，立马心中不悦、面露不善，贵为丞相自然在皇帝身边有自己的耳目，便有侍从将情况告诉了李斯，李斯立即减少了车马。这件事让赵政知道了，聪明如他当然知道被身边的人出卖了，经过一顿严刑拷打还是没人认罪，始皇一怒之下便杀了当天所有的侍从，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泄露皇帝的行踪了。

第三，非议皇帝。经过前面两件事，卢生终于认清了秦始皇的真面目，赵政之所以能对卢生百依百顺，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求得仙药，一旦卢生骗子的勾当事败，狠厉如始皇其结果必然难逃一死。所以卢生便和侯生等几个方士在一起非议皇帝，说他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粗暴凶狠，重用狱吏、喜用重刑，博士弃之不用，大臣一味迎合，皇帝一人决定天下大小事，贪恋权位，这样的人不值得他们为之奔走，于是众人一商量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方士们的逃跑引发了秦始皇的震怒，使得赵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想想自己对他们倾心相付，尊重有加，甚至在这些人身上不惜花费重金，虽然没有访得仙药，自己也没有对他们加以惩戒。如今这些人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私下里诽谤自己无德，甚至妖言惑众、扰乱民心，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怒之下，赵政下令让御史去查跟卢生等有关的门生、门徒，最终查出了四百六十多人，将他们全部活埋，以儆效尤。

所以，从这些前言后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所讲的被秦始皇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个“诸生”实际是四百多个方士骗子徒众，显然他们并不是“儒生”，而是方士的门徒。

二、从“坑术士”到“坑儒”的演变

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并没有写明“坑儒”二字，“坑儒”虽没有“坑人”的事实却是存在的，只不过经过后世的演变成了今天历史教科书上的“焚书坑儒”，殊不知从“坑术士”到“坑儒”实际上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进程：

1、《史记》上明确记载了“坑术士”。在司马迁的所有著作中，除了借扶苏之口说那些被杀的人“皆诵法孔子”外，司马迁再没有写过秦始皇“坑儒”这件事。而在《史记.儒林外传》中，他明确讲明了秦始皇活埋的是方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2、《汉书》萃取了“燔书儒”。到了光武中兴的东汉，儒士卫宏进一步把这件事放大，为了证明自己讲述的真实有效，他把秦始皇陵南面的骊山坑谷作为坑儒大戏的发生地，至此“坑儒谷”有了，人数也从当初的四百六十多人上升到了七百多，连地点、人物、受难者的详细身份也坐实了。而之后的班彪、班固父子和女史学家曹大家，在撰写汉书的时候更是目的鲜明的开始大书特书秦始皇的暴政，在《汉书.地理志》中首次写了“燔书儒”四个大字。

3、《古文尚书》中首次出现“焚书坑儒”。“焚书坑儒”这个专业名词的出现，实际是出自一本伪书，即孔子第十一世孙孔安国上缴的夹带私货的《古文尚书》。更可笑的是，这本伪书经过后世的逐渐演变，还出现了假冒孔安国写的《古文尚书前序》，正是在这篇伪序中，第一次出现了“焚书坑儒”四个大字“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而这篇伪序的作者就是魏晋之交的大儒士郑冲。

至此，经过两汉的渲染，后世儒者不惜偷梁换柱，把被秦始皇活埋掉的方士加工转化成儒生，然后再把被焚烧的书籍统一成儒家经典，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名彻底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后代史学家为什么要把“坑术士”转变为“坑儒”？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后代史学家为什么一定要让秦始皇背负此等罪名，应该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①、司马迁出于私心的误导。后世史学家能联想到“坑儒”，源自《史记》中扶苏对秦始皇的劝谏，他曾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一句“诸生皆诵法孔子”成了秦始皇“坑儒”的证据。我们的太史公之所以非常戏剧性的描写了扶苏劝谏中出现的儒生形象，很可能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影响。因为当时司马迁的顶头上司汉武帝，也正天天和一帮方士骗子混在一起，五迷三道的搞得道升天、长生不老之术，史学家都爱搞影射，《史记》中出现的这一幕未必不是司马迁为了嘲讽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所留下的一笔。

②、汉代君臣的有意引导。强盛的大秦帝国仅仅经过14年就轰然倒塌，这让经过八年艰难灭秦最终爬上帝位的刘邦战战兢兢。古人的聪明才智一点不逊于今人，他们也知道要总结前朝的得失，汉初的学者如贾谊、贾山、董仲舒等都对秦朝的灭亡进行过总结。为了对当代帝王进行警示，当然要把秦始皇的错误行为放大，才能让汉代帝王有所顾忌，不能过于任性妄为，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和汉朝君臣把秦始皇树立成一个反面典型的大批判运动有关。

③、后代儒生的蓄意抹黑。我们知道秦朝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的是法家学说，就像前文中说的，到秦始皇时期虽有博士70人，但基本上就是摆设，根本无法参与朝政，秦始皇本人对儒家学说一直采取的是轻视和抛弃的态度。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成了后世封建王朝的正统学说，帝王启用的官员也基本都是儒生。他们之所以删改造假，目的就是想通过大肆抨击秦始皇而提高儒学地位，弘扬儒学。用死亡维护正义，以肉身抵挡强权，借助这种编造的类似宗教故事的悲壮事迹来宣扬儒家思想的不可磨灭。

综上所述，秦始皇结结实实的当了一回千年“背锅侠”，然而纵然后世的抹黑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也是因为秦始皇本人的暴虐、苛政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所以“坑儒”这件事发生在他的身上似乎也完全说的过去，才给了后世史学家们以可趁之机，故而秦始皇本人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