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和王安石曾是至交,他为何却经常指责王安石呢？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文章一写出来就被众人拿去传抄，不到一个月就传遍天下，引得读书人争相背诵。王安石曾夸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明代读书人对他的评价就更高了，甚至说他是继孟子之后文采最好的人。但比起写文章，曾巩更爱讲道理。
曾巩特别喜欢从日常小事中发掘深刻的哲理—参观王羲之留下的墨池后，他在《墨池记》中总结：“无论写字还是做事，都要努力”;他的老师欧阳修写了《醉翁亭记》，他马上跟着写了《醒心亭记》，强调“真正让老师快乐的不是山水，而是国泰民安”;听和尚弹琴，他也能悟出“做人要奋发图强、品性端方”……
文人大多会玩绵里藏针那套，曾巩却喜欢板起脸来直接开骂。庆历年间，信州鹅湖院建了一座佛殿，有个叫绍元的和尚请曾巩写记文。曾巩在记文中怨气冲天地说：“朝廷正跟西夏打仗，全国上下都在勤俭节约，百姓更是辛辛苦苦地一边工作一边交税，你们倒好，修个佛殿花钱无数……对，就是那个叫绍元的和尚请我写记文的!”听这口气，仿佛要把绍元和尚死死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除了摆事实、讲道理，曾巩的文章满是“儒家正能量”，在封建时代怎会不受追捧?大儒朱熹就是他的铁粉。
其实曾巩早年的文章颇有几分灵气，也曾写出“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这般清新可喜的诗句，后来却越发追求“义正词严”。欧阳修对此惋惜不已，表示宁愿他“放飞自我”。
文如其人，曾巩的脾气比较火爆，连自家亲戚都怕他，朋友更是少得可怜。同僚王铚曾控诉他“仗着自己是前辈，看不起人”，曾巩却不以为意，自称“天下同志者不过三数人而已”，颇有骄矜之意。
曾巩和王安石曾是至交，两家几辈人都有姻亲关系，后来却因政见不合而发生冲突。曾巩任福州太守时，衙署旁有个大菜园，当时朝廷不给太守发放职田，他的前任就靠卖菜补贴生活，一年能收三四十万两银子。王安石劝曾巩将菜园的利润最大化、规范化，曾巩却嫌弃地说：“太守怎能与民争利?”于是任凭这个菜园荒废，当地菜农有了更多市场份额，无不拍手称快。
曾巩多次批评王安石做事急躁、有错不改，奈何王安石正得势，他被外放长达12年。他们一度断绝往来，直到曾巩临死那年，早已下台的王安石连续几天前去探望，两人勉强和好。
在王安石的政敌那边，曾巩也没讨什么好。况且，他的弟弟曾布曾是王安石手下的“变法骁将”。后来曾布与王安石闹翻，被撵出中央，在守旧派看来无非是“狗咬狗”，越发衬得曾巩可恶。敦厚如司马光也在《日录》中说：曾巩考中进士要入京时，乡亲高兴地办起道场，感谢皇帝为当地除了一害。这些说法并无实证，有可能是司马光为泄私愤而编排的。
如此一来，无论哪派当政，曾巩都无出头之日。皇帝偶尔动了起用他的念头，众人齐泼冷水，比如吕公著说他“人品不如能力，能力不如文章”。
面对坎坷仕途，曾巩虽有牢骚，却没过多痛苦和纠结，字里行间满是理性，几乎看不出情感起伏。与其说这是一种豁达，不如说是他对自身信念的坚定。他早已在儒家经典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狭隘也好，偏执也罢，最终倒显得一派纯真，足以让那些自作聪明的投机者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