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生不逢时，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

我们还记得曹操说过这么一句话吧，“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之子若豚犬耳。”这话骂的够狠的，一褒一贬，字字见血。人家常说“虎父无犬子”，这话放在孙坚的身上确实是合适，但是放在刘表的身上呢?

对于刘表，我们没有给予他过多的同情，更别说是青睐了。在我们的印象中，他简直就是个草包，仿佛不值得一提。那么，真是如此吗?我们来看看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的评价，他说如果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刘表就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了。真是与曹操相反，可是这是三国，是群雄逐鹿的时代，因此曹操显得是如鱼得水，而他却只能在一旁当看客，仿佛是时代的弃儿，天下跟他没有半分关系似的。

说起这个刘表，出身与刘备一样，都是汉室宗亲。《三国志》说他“身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一米八开外的样子，也算是一表人才了。在汉末三国那个看颜值的年代，足可以占得一席之地。容貌漂亮也就算了，关键是“少知名，号八俊”。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裴松之的注：

“张璠汉纪曰：表与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褚恭、刘祇、田林为八友，或谓之八顾。汉末名士录云：表与汝南陈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阳檀敷字文友、张俭字符节、南阳岑晊字公孝为八友。”

关于“八俊”有两个版本，反正不管哪个版本里都有刘表，可见他的才能不一般，可谓是少年得意了。

如果按这个节奏发展下去，怎么着也会成为一个名士。刘表年轻时是太学生，也有过“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时候。他参加了当时的太学生运动，这个“八俊”正是这么来的。可惜的是，在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时候，清流派遭到打击。作为其中的一员，刘表从此走上了逃亡之路。

光和七年(184)，党锢之禁解除，这些清流派也自然被启用了。就这样，刘表被大将军何进征辟为掾属，出任北军中侯。仿佛命运又一次眷顾他，初平元年(190年)，荆州刺史王叡为孙坚所杀，正好这时董卓入京，废了少帝，立刘协为皇帝。于是朝廷“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这个刺史在汉武帝时就设立了，本来是朝廷外派去监察地方官的，属于监察系统，品阶较低，是没有治权的。刺史虽然官阶小，但架不住权力大，于是后来便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成为了真正的地方长官。刘表此时正好担任的就是这个职位，这可是“天高皇帝远”，真的是一方诸侯了。

但生逢乱世，哪能这么轻易就上任呢?裴松之注说：

“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顿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孙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

也真够倒霉的，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朝廷把荆州这块烫手山芋交到刘表的手上。而他这一年正好48岁，正是春秋鼎盛之年，经历的起伏、波澜自然也就多了。他单骑入城，说服了荆州大族蒯氏和蔡氏，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这才在荆州站稳了脚跟。

在荆州站稳脚跟以后，刘表和别的诸侯还真不一样，别人是希望开疆拓土，而他则只求保境安民。他没有秣马厉兵，扩充实力，而是兴办学校。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他的教育背景就知道了，他本是太学生，且他的师父就是当时的经学名家王畅。所以他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是个地地道道的的儒生。儒家最为重视的就是教育、教化作用，主张协和万邦，不提倡无罪而征讨别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刘表也正是贯彻了这一点。

刘表的荆州在当时来说有点像今天的瑞士，是个“中立国”，不参与任何战争。也正是这样，荆州相对于别的地方来说较为安定，吸引了一大批士民归附他，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诸葛亮。一时之间，荆州也成了斯文荟萃、人文渊薮了，一些博学鸿儒闻风来附，形成了所谓的荆州之学。没想到在这乱世之中，竟然还有一个地方能安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就从这一点来说，刘表功莫大焉，起码以一己之力大庇天下寒士，为斯文延续了血脉。

唐长孺先生生《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中说：“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这么说，是否有些夸大呢?我们看看史书就知道了。

由于荆州的政治较为清平，所以引得一大批学者源源不断地从关西、兖州、豫州等地来投靠，光这些学者就有上千人之多。而刘表对他们都能加以安抚赈赡，学者们受到资助，亦能得到保护，因此都能醉心于学术。刘表还设立学官，博求儒士，又命綦毋闿、宋忠等学者撰写《五经章句》，并称之为后定。这时的斯文之盛正如《荆州文学记官志》所记载的那样，“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背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

刘表办得这都是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好事。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也有点不合时宜，正如曹操的谋士郭攸评价他是“坐谈客耳”。的确实这样，文化建设当然得搞，这是远见，但光搞这些远远不够，还要加强自己的实力，能够在虎狼环伺的群雄时代立得住脚才是当务之急。曹操就比他务实得多，人家不也搞了一个“建安文学”嘛，可是人家也没忘了打仗啊!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孰先孰后、谁轻谁重，还真是应该掂量掂量的。

另外，儒家讲求“修齐治平”，他连自己的家都没管好，以至于出现兄弟阋于墙的惨剧。凭一己之喜好，听信谗言，废长立幼，犯了国本之大忌，这也为他的倾覆埋下了祸根。曹操为何会说“刘景升之子若豚犬耳”，不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只会争权夺利，白白让他人渔利，断送了祖宗基业嘛!

或许刘表真的是生错了时代，他才是三国时代真正生不逢时的第一人。或许贾诩说得对，“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张靖龙先生也说：“战争解决问题的年代，文化扩张战略只能被人当作以西伯自居的笑柄。”

的确实这样，刘表是生不逢时。如果生在了太平年代，就是清流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这个乱世，他就只能以一个“草包”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舞台。然而，我们还是应该对他保持宽容，怀有一点同情心。因为三国这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化、异彩纷呈的时代，不光有战争、权谋、爱情······还应该有文化追求。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三国，才是一个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