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柴荣为何重用毫无背景的赵匡胤
对于“军阀”这个词汇，我们不陌生。上个世纪的中华民国历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渊菽。老军阀有直皖奉，新军阀有蒋冯阎桂，这是大点儿的，还有各省各地的中小军阀，最典型的是四川军阀。一省之内，竟有军队290余团，130万人，但却是军阀割据、防区林立、互不相属、形同郡国的局面。除了，一双手都数不过来的的“大军阀”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小军阀。这些军阀们的作为，给自己做了最好的诠释：军阀即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并以军队控制政权，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但是，如果从政治制度学的角度而言，这个定义虽然正确，却只是一种表象。从本质而言，军阀只是一种依仗兵权，而在某种政治体系中行使权力的政治角色。由此推论，军阀主义就是依靠武力之强弱，而决定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政治体系。套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谁拳头大听谁的!”
陈独秀曾经有一句话，来评价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之乱源：“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这话放到唐末五代，一样是真理。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的时代，城市里无业的游民，乡村中破产的农民，为了一口饭吃，为了一条生路，只有铤而走险。不单穷人如此，有钱有势的人也朝不保夕。后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暴兵、土匪和饥民袭击的对象。甚至，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两脚羊”，充作其他人胃中的一顿美餐。
于是，当兵，或者组织军事集团，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男人们最好的选择。丛林法则也在这一时期，体现得最为酣畅淋漓。要么搏杀出生存空间，要么被人吃掉，几乎很难有第三个选择了。即便是王朝秩序陆续恢复之后，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也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当兵，虽然具有战死沙场的巨大风险，但对于挣扎在赤贫状态之中的阶层来说，与其饿死，不如冒险。为了生存，当兵是一项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不需要什么特殊手艺。而且，贫困不仅是吸引人们当兵的一种动力，它也是使农民继续留在军队里的重要因素。因为，当兵不仅能够保证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时还能存点零花钱，甚至还存有一线升迁的希望，而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是，无数男人投军入伍，无数豪强拉帮结派。经过一次次血雨腥风的搏杀，中国人也适应了军阀时代的生存法则。不管愿意不愿意，军阀和军阀集团，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支政治力量，甚至是决定性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军阀主义横行的时代!
从上到下，从皇帝到节度使，从到将军到士兵，在统治体系的每一层面上，都布满了军阀，他们统统皆是军阀，不过程度和大小有所区别罢了。
皇帝，是军营皇帝。只要你兵强马壮，便可以靠着长刀大枪，实现帝业之梦;手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是皇帝最好的“储君”。他们随时都可以把皇帝搞掉，取而代之;将军们，则是节度使的继任者。在军事集团内部，他们相较而言，不像后者那样脱离群众而高高在上。前者往往跟基层士兵打成一片，也更容易调动士兵们的积极性。只要机会适合，他们就可以攻杀节度使，而成为新的一方诸侯;至于士兵，他们没有什么主义，甚至不是服兵役。而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地道的冒险性职业。实际上，这是用身家性命作为赌注，其预期的后果全凭运气，极不确定。从“风险--收益”的简单换算定律而言，当兵卖命，所预付的高昂代价，必须以大大超过其日常收益所获的实惠，才能得到补偿。
“卖命”的收益，远比“卖命”的渠道更有意义。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其实为谁卖命都不重要。跟谁干不是干呢?所以，“当兵吃粮”是一笔投机性极大的暴利生意，是一项地地道道的“流氓职业”。上面的军官们，要想获得基层士兵的支持，必须给予他们优厚的报酬，或者容忍他们肆意抢掠、烧杀奸淫，甚至是乱施暴力的自娱自乐。不然，你就无法控制这支军队。
罗马史学家发明了一个词——“barracksemperors”，姑且也译之为“军营皇帝”。也有人称为“军人皇帝”。顾名思义，皇帝或是军人出身，或由不同地区的军团、军队拥上王位。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通过暴力或武力夺取政权的军队将领，有些人是从普通士兵升迁为将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