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麾下曾有一百万大军，最后结局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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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陷大宋国都汴京，赵宋第一次亡国。徽钦二帝被金人挟持北去之后，是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赵宋政权重建，在金人北归的背景下，又得以重新控制了汴京。但是，赵构并未返回旧都，而是委任东京留守掌管汴京的军政大权。
赵构在钦宗朝廷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的时候，宗泽是副帅，是宋军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67岁高龄的宗泽虽然之前的军事履历还算精彩，但是此次出任东京留守，面对的是“战则无卒，守则无粮”的窘境。东京开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东京留守不但要面对随时可能再度南下的金军，还要应对两河、中原因战乱而蜂起之武装流民。
作为漕运而兴起的城市，汴京自唐代就是运河重镇，其城市发展也依赖于漕运支撑。在宋廷南方区域的经济支撑下，东京的粮食危机得以缓解。但是，周边流寇之类的体制外武装力量，却是宗泽亟须解决的问题。
建炎元年，宋控区的盗贼作乱日益猖撅，新任宰相李纲主张对流寇采取高压政策，剿抚结合，不肯归降者，一律剿灭。宗泽却始终主张以柔性策略对待流寇，所以许多巨寇“赴东京留守宗泽纳款”。
另外，宗泽之所以倾向于招抚流寇，还有一个原因，靖康之变之前，副元帅宗泽曾经率军增援汴京，军队至南华遇金军溃散，“建炎初，河北寇皆泽麾下溃卒也”。虽然不至于皆是宗泽旧部，但是其中不少是宗泽以前的溃卒却是事实，这些人易于被其招抚。
宗泽招抚流寇，表面上解决了“战则无卒”的问题，使得开封兵力迅速扩充到一百八十万。但是，他的那种招抚本身有很大的问题，很多原本以打家劫舍为主营业务的局寇通过招抚政策，变身为体制内官军，获得粮饷补给，其首领还当上了东京留守司下的统制官。
如果是真正融入了宋军，招抚也算成功，但是宗泽的招抚政策又只是停留在表面，只招抚其首领，并未打散其部属，而是维持了原有的统属关系。正如李纲所言，宗泽的招抚是“不移其部曲，则易叛”。
事实上，宗泽的政策是与赵构朝廷相悖的。高宗在登基“大赦”诏书中，就要求尚未隶属朝廷的各地“义军”首领，将各自的武装力量交付“州县主兵官”。对于已经被招抚的体制外军事力量，高宗政府也是主张撤销其独立建制，“拣其士马之精锐者隶五军”，将其消化入朝廷经制。
很显然，宗泽与朝廷并不合拍。不可否认，宗泽的策略是有用的，因为招抚大量流寇，不但得以成功地守住了开封，还积极营造北伐的态势，金军也无法“越汴犯淮”，当时避难于扬州的高宗朝廷也获得了喘息之机。
但是，流寇的非组织性和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往往会带来严重的负效果。建炎二年正月，群盗作乱又趋严重，宋高宗以故下诏指责民间武装为“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赵构特地将这份诏书敕榜于东京，很明显是在警告宗泽。宗泽对此愤然反击，并要求高宗“黜代言之臣，别降罪己之诏”。要皇帝下罪己诏，宗泽的专横可见一斑，其背后的后盾就是招抚而来的百万大军。
被招抚而变身为政府军的河东诸盗集团在宗泽的纵容下非常跋扈，甚至还与朝廷直属军队发生冲突，竟导致御营左军韩世忠所部无法留驻开封，只好带兵返回行在。更有甚者，宗泽本人对这些江湖草莽也没有十足的驾驭能力，不少归附的群盗根本不听从留守司的号令，甚至相互火并，争抢地盘。如杨进与王善一日竟各率千余人在开封城内对峙，险些引发一场城中内战，令东京百姓惶惶不安。
建炎二年七月一日，宗泽突然去世，给汴京城防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原先那些被宗泽招抚而至的流寇，不少在宗泽死后，都选择了叛逃，“数日间，将士去者十五”。宗泽所招来的四大巨寇首领丁进、杨进、王善、张用都率兵叛去，汴京城防被大大削弱。
在宗泽尚未去世之前，曾派留守司统制官薛广、张用、王善三人“会兵收复两河”，薛广已经渡河北上，而张用和王善却借宗泽去世之机叛去，坐视薛广被金军击溃。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这些河东大盗其实不过是以“抗金”为名，借机获取利益而已。
当时的南宋政府在行政人事的效率上是比较慢的，宗泽去世21天之后，朝廷才任命杜充出任新的东京留守。杜充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非常差，因其后来“决黄河”，又最终投降了金朝，所以一直被目为“汉奸”。但是，如果置身于东京二次沦陷之前的历史场景，杜充的所作所为就并不能一概否认。
初到东京的杜充，一开始其实是沿袭了宗泽的政策，招抚各方流寇，充实东京留守司的兵力。杜充最初的招抚起到了作用，东京留守司的兵力得到一定恢复，仅张用和王善麾下就有数十万之众。杜充原来的想法也是以这些群盗之兵力对抗金军，达到一石二鸟之效果，就是“急用而捷，所杀者敌也。急进而不利，所杀者盗也。”
但是，这些久经江湖利益磨炼的群盗根本不会去当杜充的炮灰，根本不听从东京留守司的调遣。无奈之下，杜充用了“决黄河”的下策来阻挡金军对开封的进攻。虽然“决黄河”不是好办法，但是确实也延缓了金军南下的步伐。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杜充开始对张用、王善等群盗武装发动主动进攻，将他们的势力驱逐出开封地区，同时击溃了杨进等的叛逆武装，从此东京留守司控制了整个开封地区的局势。经过这一番打击，杜充比之前的宗泽更加能控制住开封的局势，声名倍增，以至于“天下属望”。
因为“决黄河”，金军也放弃了强攻开封，转而全力进攻两淮。杜充也与前任的宗泽一样，屡屡上疏请高宗“还阙，以图中原”。但是，高宗似乎早就决意放弃中原旧地，专意经营南方，不但拒绝了这一请求，还命杜充“提重兵防淮”。
先前宗泽担任东京留守之时，也是屡屡请赵构回銮，先后上了二十余次奏疏。但是，高宗朝廷对宗泽及开封地区的群盗武装始终心怀疑虑，故而没有返回旧都的意向。如今，杜充也请皇帝回京，难免令南方朝廷疑窦再生，所谓“宗泽之疑复生于舆论也”。
南宋政府对于东京地区的漕运粮食支持也渐渐中断，到建炎四年七月下旬，杜充“以绝粮遂赴行在”，东京开封事实上就被放弃了。那些被杜充打击的流寇，有的直接被灭，有的则投降了金人，还有的被南宋正式改编为政府军，更多的则再次沦为寇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