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首次考古发掘人葛维汉
葛维汉,美国人，1884年3月出生于阿肯色州。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宗教心理学硕士学位，1927年获该校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
1911年，他以美国浸理会牧师身份来到中国，1913年抵川，直到1948年返国。其间除短期回国述职和进修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四川度过。回国后，定居于科罗拉多州，继续利用自己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进行研究，发表了多本与中国西南民族与宗教相关的专著，先后获得了两个古更赫姆奖（Guggenheims）和一个维京奖(Viking)。曾任美国文化人类学会会员、美国民俗学会会员、远东研究所成员和皇家地理学会成员，以及美国纽约动物学会终身会员。
1932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鉴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之重要，派葛维汉博士来成都接任馆长，同时担任华西协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曾十三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苗族、羌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对当地少数民族文物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所得资料，至今仍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所必备。
1933年冬，他与林名均一起主持了广汉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揭开了“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序幕。他还主持和参加了对四川部分汉墓、唐宋邛窑、琉璃厂窑的发掘，正确记录了出土文物，撰写发掘报告。在他的主持下，华西大学博物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担任馆长期间，葛维汉发表与西南民族、宗教，华大博物馆相关论文近百篇，其中55余篇刊载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其汉州（广汉）遗址，汉墓及唐宋窑址之发掘报告，实为四川考古学开一新纪元。其对于西南地区边疆民族之研究成绩，对近代人类学亦颇多贡献。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秘书长、华大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也意识到了这片遗址的重要性，他以广汉遗物之富于考古价值的因素，询问董氏目前发现的详细情况，并萌发了对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念头，董氏也同意帮其联络相关人士，疏通关系。
就在当年冬天，葛维汉获得了广汉县政府的批准以及四川省政府和四川教育厅的发掘护照。
次年三月，葛维汉接受了广汉县长罗雨苍的邀请，前去主持广汉遗址首次科学考古发掘。但当时的社会情况较为特殊，据学会的国人学者林明钧说：“以西人主持其事，在蜀尚属创举，恐引来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
鉴于照顾当时国人民族情绪的因素，葛维汉与林明钧组成的华大博物馆科学考古队只负责挖掘工作，其它的统由罗县长出面主办，当时葛维汉也自诩“我们只是县长的科学指导者”。
葛维汉教授（右一）及部分协助发掘的当地乡绅合影
1934年3月16日，科考队对广汉燕家住宅旁发现玉器的小溪与田坝进行了考古发掘。但由于当时社会治安不好，土匪出没现象严重，为防止发生不测之事，发掘10日便宣告结束。
这次发掘，出土的玉、石、陶器共有600余件，罗县长认为这些文物很有科学价值，就代表县政府捐赠给了华大博物馆收藏和研究。而这次对广汉遗址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也开启了“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序幕。
1935年，葛维汉在《学会杂志》第6卷上发表《汉州发掘简报》，为三星堆文化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早期研究广汉遗址遗物的集大成者。
这份简报在当时而言可谓异常完备，其将董氏发现广汉遗物经过的过程、戴氏对广汉出土玉石器的研究都详细记录；同时还将近现代考古分析手段对于三星堆遗址的应用也做了充分记录：华西协合大学化学家科利尔博士对广汉出土陶片进行的化学分析，成都加拿大学校校长兼美术家的黄思礼运用《勃雷德莱标准色素图》对广汉出土的文物进行色彩鉴定；甚至就连郭沫若1934年7月给林明钧的信，也有所收录。
相关人士运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广汉遗物进行开拓性研究，对后来的学者启迪很大，郭沫若称他们是“华西科学考古工作的开拓者”。此后，国人也陆续发表了一些三星堆研究的成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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