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苏轼冤枉与否
乌台诗案，从表面看，由公文查到了诗的问题，属于文字狱，但从深层次看却是一场政治斗争。那么，当事人苏轼究竟有没有被冤枉？既要看苏轼与王安石实质上的关系，还要看宋神宗到底怎么看待此事。
宋神宗喜欢苏轼，主要因为苏轼有才，与政治无关。而皇帝是玩政治的，在宋神宗眼中自然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个搞文化的，一旦与政治挂上勾，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活出新高度，要么“死得其所”，苏轼属于后者。
那么，苏轼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不好好搞他的文化事业，掺和到政治中去，这是几个意思呢？在古代，但凡一个文人，都有着广阔的胸怀，不管享誉文坛，还是征战沙场，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再说，苏轼在今人眼中，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在那时，人家也是朝廷命官，肩上有着国家使命，怎可偷生度日？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苏轼做人的原则，值得褒奖。但苏轼卷入乌台诗案的关键在于，他动了宋神宗的奶酪。
宋神宗为何要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
首先，可以肯定，他想要改变大宋的命运。北宋由于缺少燕云十六州，可谓先天不足，又缺乏长久规划，导致了后天失调。北宋中叶便出现了财政和国防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现象。
其次，王安石也是一位志在改革，思想进步的政治家。他敢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在北宋的地盘上下“变法”这么一大盘棋，足以见证他伟大的政治抱负。
就这样，君臣在国家变革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因此，王安石在宋神宗君权的保证下，踏上了变法之路。
那么，王安石变法怎么就和乌台诗案扯上关系了呢？因为苏轼不看好变法，因而受到了王安石一派好事者们的故意找茬。
苏轼以文学出名，除了在西湖兴修水利，为后人留下了“苏堤”，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绩，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政治态度，对于变法，苏轼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宋史·列传第九十七》有载，“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可见，苏轼反对变法的态度鲜明。而王安石对苏轼也不客气，“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意思是苏轼反对新法，也不准确。
这一记载说明，苏王二人互相看不惯。那么，苏轼究竟是因为反对变法而反对王安石，还是因为反对王安石而反对变法呢？这个还真有必要掰扯一下。
苏轼看不上王安石是有家传渊源的，在《宋史·列传第八十六》中有载：
“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
意思是说，王安石还没显贵时，其人比较邋遢，衣服脏，脸也不洗，但居然被世人称道。苏洵则看不惯王安石的这个样子，他说“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tè]”，意思是说，王安石不通人情，是少见的邪恶之人。
苏洵是苏轼的父亲，他对王安石的看法无疑会影响到王安石在苏轼心中的形象。所以说，苏轼对王安石存有先天偏见，这是极有可能的，进而反对由他主导的变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当然，王安石变法激起了新旧派的争斗也是事实，那么苏轼到底是属于哪一派？这个却很模糊。因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保守派司马光接盘，按说司马光与苏轼算是老相识，苏轼依旧上书反对司马光的政策，被司马光“寻除翰林学士”。这么说来，莫非苏轼是个“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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