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2年 张仪相魏，纵横家活跃于政治舞台
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魏国谋划联合各国共同抗秦，张仪与齐、楚大臣在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商议联合齐、楚破坏魏国合纵计划之策，但未能阻止魏、赵、韩、燕、中山等国结盟。次年，张仪自啮桑返秦，被免去相职，遂来到魏。张仪向魏惠王进献联合秦、韩以伐齐、楚之策，为魏惠王采纳，并任用他为相。张仪坚决主张与秦联合，魏将公孙衍认为，张仪之策对自己不利，所以派人去韩国游说公叔，将张仪联合秦、魏攻韩的计划告诉公叔，说魏惠王信任张仪，无非是想得到韩国土地，与其使韩国在秦魏夹攻下丧土亡国，不如主动向魏表示归顺，并归功于公孙衍，从而使魏惠王信任公孙衍而不用张仪，秦魏联合攻韩的阴谋就一定会破产。公叔认为这主意对韩国有利，便劝说韩宣惠王派人向魏表示归顺，并归功于公孙衍。魏惠王果然因此更加信任公孙衍，疏远张仪。由于张仪在魏国实行与秦连横的策略，对其他各国构成威胁，齐、楚、燕、赵、韩五国遂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在五国的支持下，魏惠王改任公孙衍为相国，将张仪逐加秦国。战国纵横家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以言辞和策术游说各国君主，成为战国时期特有的政治活动家。
《孙膑兵法》成书，战国中期孙膑及其弟子们写下一部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即《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该书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等书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上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孙膑认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否则就会“削地而危社稷”。这种思想是符合当时争雄的客观实际的。在军队建设上，此书提出首要的问题是“富国”，一个国家只有富裕充足了，“强兵”也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与保障。关于强兵，他重视训练、法制和将帅条件，提出“兵之胜在于篡(选)卒，其勇在于制”，即士兵要严格挑选，严格训练，有良好的组织编制，将帅要做到赏罚分明，令行禁止。
对于将帅的看法，他认为不但要具务德、信、忠、敬等品质，更应擅于用兵之道，即要“破强敌，取猛将”。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要“知道”，所谓“知道”，具体总结地说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他强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即所谓的“孙膑贵势”。孙膑发展了孙武“我专而敌分”的理论，提出了以寡胜从、以弱胜强的战法。这在齐魏马陵之战中和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还主张“必攻不守”的战略，即不以防御为主，重视攻取城邑和阵法的运用。儒法之争
春秋以来，奴隶主贵族维护其统治的周礼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而衰落，因而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管仲、子产等，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成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先驱。法家的创始人李悝任魏相时，废除了官爵世袭制，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与儒家的“贤其贤而亲其亲”的理德观有了差异。与李悝同时的吴起，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破除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去边疆垦荒。吴起虽然使楚国强大起来，却为贵族所不容，其改革措施甚至被当面斥为阴谋诡计，最终为贵族杀害。商鞅在秦国实行两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是阡陌，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耕，有军功可授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儒家的礼乐，反对效法古代的治世之道。他的变革也使秦国富强起来，但却因得罪贵族而终遭杀害。而申不害、慎到分别强调重“术”和“势”，反对因循守旧。到战国末期，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主张“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理论上直接地批判儒学的治国方法。韩非继承荀子人性恶的思想，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依靠严刑峻法，而不能凭借仁义道德之教，认为“威势可以定暴”，“德厚却不能定乱”。韩非把“法治”与儒家的“德治”对立起来，认为人们根本不会有什么“恩爱”之心，嘲笑仁义道德不合时势，揭露了它的虚伪性。法家对儒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批判，顺应了当时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趋势，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法家“刻薄寡恩”、过分压制的政策，显示出其残暴、不合人情的缺陷。秦亡后，其法治思想被汉儒吸收到儒学体系中，主张德刑并用，成为地主阶级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