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既然没有貂蝉和美人计 吕布杀董卓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都不了解吕布杀董卓的事情，接下来跟着中国历史故事网小编一起欣赏。
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说起吕布杀董卓的原因时，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司徒王允的美人计，总而言之，是王允用自己的义女貂蝉离间了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导致吕布被王允拉拢，最终杀死董卓。但其实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非常值得商榷。
首先，正史上并没有过美人计的记载，而且正史上也没有貂蝉这个人物;其次，从情理上来说，这个故事也值得怀疑。因为，董卓和吕布作为执政东汉政权的军政大佬，按理说金钱美女早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一个美女就不顾自身安危、不顾大局的大打出手?
至于在正史中，说到吕布杀董卓的原因时，也比较含蓄和简略，比如在《三国志》中，说是吕布有次惹得董卓不高兴，董卓便拔出小戟向吕布掷去。吕布见状赶忙赔罪，董卓这才心平气和，此后吕布便开始暗恨董卓。后来董卓又调吕布前去守正中的合门，而吕布却私下与董卓的侍婢私通，心中愈发觉得不安，于是他就去拜见司徒王允，因此被王允拉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说法算是给大家简单说明了吕布和董卓之间的矛盾由来，问题是，这上面提到的事情，实在只能算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惹得董卓不高兴、和一个婢女私通，这才多大点事啊，如果吕布仅仅就因为这些理由就要冒险去杀董卓，这实在有点得不偿失。
因为，董卓不是一般人，往大的说，他是东汉帝国名义上的执政官，你杀他起码得给天下人一个合理的交代吧;往小的说，董卓是凉州兵团的领袖人物，他身后还有一个强大且稳定的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展开报复，你想杀他起码要先把这个利益集团摆平吧!
更不用说，吕布作为董卓的义子，又被董卓委以重任，他冒险杀董卓，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吕布只要是个正常人，他在决定杀董卓之前，肯定会把上面这些问题捋一遍，如果只是上面那些鸡毛蒜皮的矛盾，应该不足以让吕布背叛董卓。
所以在我看来，想弄清楚吕布杀董卓的真相，还得从更深远的背景去寻找更多的原因。
吕布与董卓的关系：
在很多人看来，吕布的身份主要就是董卓的干儿子兼贴身保镖，但其实呢，吕布还是董卓最重要的盟友。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吕布和董卓并不是打工仔与老板的关系，而是小股东与大股东的关系。
最开始，吕布是丁原手下的主簿，后来在董卓和丁原受邀率军进京时，吕布也跟随丁原一并来的洛阳城。于是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就有了这样三股势力：一是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兵团;二是以丁原为首的并州兵团;三是以曹操、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
等到袁绍等人诛杀十常侍时，士大夫集团和董卓为了争夺朝廷的控制权，便开始展开激烈斗争。在这种背景下，丁原的并州兵团就成为双方都想拉拢的对象。从最后的结果看，丁原显然是选择站在士大夫集团这边，因为他接受了士大夫集团授予他的执金吾职务。
大家知道，执金吾是洛阳城禁军两大主管之一，丁原作为一个地方官员，一进洛阳城就获得这种职务，本身就证明士大夫集团很想拉拢他。而丁原选择接受这个职务，也足以表明他选择支持士大夫集团。至于吕布呢，显然是选择接受董卓的拉拢，因为据说他接受了董卓送的赤兔马和金银财宝。
最后的结果，是吕布成功把丁原杀掉，并取而代之成为并州兵团的领衔人物。随后，吕布带领并州兵团集体投靠董卓，于是董卓终于成功控制洛阳城。从这层意义上说，董卓能够控制洛阳城，实际上是并州兵团与凉州兵团实现合作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并州兵团领衔人物的吕布，自然也就成为董卓最重要的盟友。因为，吕布愿意站在董卓这边，就意味着并州兵团会站在他这边;而如果吕布离开他，也就意味着他会失去并州兵团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董卓集团将走向分裂。
吕布与董卓的决裂：
因为吕布是董卓最重要的盟友，董卓自然得给予他足够的信任和重用，否则吕布很有可能被董卓的政敌拉拢走。在这种背景下，董卓便和吕布结成父子关系，同时还让吕布负责自己的安保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董卓为了拉拢吕布，那绝对是下足了血本。
首先，以吕布所拥有的实力，董卓让他成为自己的干儿子，本身就意味着董卓是要把他当接班人培养，至少有类似的许诺。即便没有类似的承诺，吕布拥有这样一层头衔，也足以让他成为董卓集团中当之无愧的二号人物。
其次，董卓让吕布负责自己的安保工作，本身也是对他的最大信任。因为，吕布一直都是如狼似虎般的人物，加上他还曾杀害过自己的大哥丁原，面对这样一个人，一般人肯定是敬而远之，至少不敢完全信任。但是，董卓却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把自己的安保工作都交给吕布来负责，这足以表明董卓对吕布的信任是毫无保留。
当然，董卓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想让吕布明白，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我董卓对你吕布最好。再总而言之，我能给你吕布的，其他人绝对都给不了。所以如果你背叛了我，就再也别想找到一个像我这样无条件信任和重用你的大哥。
当然，也正因为董卓对吕布这份下血本的拉拢，吕布和董卓的关系，一时间是亲密无间，吕布也是死心塌地跟着董卓混。但是，两人最终还是走向分裂，甚至最后吕布还选择将董卓杀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董卓迁都长安，让大量非生产性人口涌入关中地区，不仅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还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削弱了他在关中的统治基础。
大家知道，董卓迁都长安，不仅意味着皇帝来到长安，还意味着那些王公大臣、皇亲国戚、朝廷的禁军、护卫、宫女太监等，甚至这些人的家属也都来到长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大都是些非生产性人口。
通常情况下，众多非生产性人口全部拥挤到一座城市，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在天下太平、中央政府拥有绝对权威时，这种做法会让这座城市立马成为天下的经济和商业中心。
因为，这些非生产性人口同时迁移到一座城市时，必然会携带大量的财富前来，而他们又不直接从事生产，自然就只能通过不断购买来实现。在他们的庞大需求刺激下，全国各地的物资，自然会源源不断流向这座城市，长此以往，这座城市就会变得越来越繁华。
第二种结果，是在天下大乱、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各地方时，这种做法通常会给这座城市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天下大乱、中央政府缺乏权威时，正常的经济活动肯定会受到破坏和停顿，各地的物资也不可能再源源不断地流向这座城市。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非生产性的人群，突然涌入一个封闭的地区，他们又携带大量的财富，必然会让当地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紧缺。长此以往下去，当这座城市所拥有的物资无法供养这么多人口时，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大规模地饥荒和内乱。
当时，董卓迁都长安后，恰好就遇到第二种结果。
因为，董卓所代表的长安政府，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它既指挥不动关东地区，也控制不了益州和汉中，甚至连凉州的许多地区都无法有效控制。在这种背景下，长安城自然很快陷入一片混乱，先是物价飞涨，接着就是当地百姓的生活全面恶化。
在这个过程中，董卓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废除五铢钱，另铸小钱作为货币等，但却终究无济于事。偏偏天公不作美，关中地区又连着几个月不下雨，这让当地的局势变得更加恶化，以至于长安城物价猛涨，每石谷价高达数万钱。
与此同时，在物资有限的情况下，董卓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还得继续保障上层利益群体和军人集团的奢侈富贵生活，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忠诚度。这样一来，关中地区的危机自然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没有饭吃，而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董卓在关中地区的统治基础变得非常薄弱。
因为，很多人会简单去理解，关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危机，主要就是因为董卓的残暴、贪婪所导致;所以只要把董卓的暴政推翻，关中的经济就会全面改善。如果此时再有人故意去传导这种观念，自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杀死董卓。而当这样的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吕布自然也需要顺应潮流。
第二，董卓让他的嫡系部队全都驻扎在函谷关一线，导致他在长安缺乏强大的嫡系力量做依靠，给了反对他的人可乘之机。
据史书上记载，董卓在和袁绍等十八路诸侯联军交锋时，曾派东中郎将董越驻守渑池，中郎将段煨驻守华阴，中郎将牛辅驻守安邑，其余的将领分布各县，以抵御山东联军的进攻。董卓自己则返回回到长安。
其中，渑池、华阴、安邑，都是以函谷关为中心的军事重镇。而董越、段煨、牛辅等人，都是董卓集团的核心成员，至于他们所率领的士兵，显然都是正儿八经的凉州兵团。
从这层意义上说，董卓在回长安时，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大都留在了函谷关一线。关于这一点，其实从后来董卓被杀后，李傕、郭汜、贾诩等收拢近十多凉州军人从函谷关杀回长安，也可以再次得到印证。
当时董卓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函谷关一线的位置太重要，如果董卓让非自己嫡系的军人控制相关地区，他们随时有可能与袁绍等关东联军进行各种密谋，甚至直接放袁绍等人进函谷关。在这种背景下，董卓自然只能让自己的嫡系部队留在函谷关一线把守。
问题是，董卓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全部都留在函谷关一线，那么就意味着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军队，大都不是董卓的嫡系部队。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反对董卓的人，一方面可以比较容易的实现密谋和串联;另一方面，他们在屠杀董卓及其满门时，也相对比较容易实现，至少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
事实上，也正因为类似的原因，在董卓被杀后，皇甫嵩才可以轻而易举的将董卓全族的男女老小全部屠杀，吕布和王允也才能一举控制长安城。试想，如果长安城里驻扎了大量的凉州军人，那王允和吕布显然无法轻易杀死董卓，因为他们不一定有机会实现密谋和串联。
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侥幸杀死董卓，他们想要将董卓满门屠杀，并一举控制长安城，肯定需要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战斗才能实现，甚至能不能实现都还是个未知数。如果是这种结果，吕布等人还敢轻易选择去杀董卓吗?
第三，董卓试图控制并州兵团的行为，让他和吕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前面说过，吕布和董卓，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吕布和他的并州兵团，是一股独立与凉州兵团之外的军政集团，并不是董卓能完全控制的。在这种背景下，董卓一方面需要要对吕布表示出足够的信任和重用，从而让吕布始终愿意与他合作。
另一方面，董卓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将吕布和并州兵团真正纳入到他的控制下，只有这样董卓的统治才能真正稳固。否则，吕布和他的并州兵团，随时存在背叛的可能。所以，董卓自然要想方设法对并州兵团进行渗透，甚至对吕布也要进行必要的压制。
比如有一次，董卓让吕布与胡轸一块率军攻打孙坚。本来，吕布作为董卓的干儿子，又是董卓的禁军主管，还是并州兵团的领衔人物，正常情况下，吕布的地位要远高于胡轸。但这次出征，董卓却任命胡轸为大都护，吕布充当副手，这明显是在有意压制吕布。
对此，吕布心中自然会有所不满;胡轸呢，非但不注意，反而还在军中大放厥词，总而言之，这次出征非得杀一个两千石的军官严肃军纪。吕布一听，自然更是怒不可遏。因为，我吕布也是两千石的军官，你胡轸是不是计划想杀我吕布来严肃军纪啊?
当然，胡轸这样嚣张的背后，未尝不是董卓的授意。在这种背景下，吕布自然要进行反击。因为，如果吕布坐视胡轸在自己面前这样嚣张，这也就意味着他默认胡轸可以坐在自己前面，这样一来，吕布在董卓集团中的排名，自然就要开始下降。
如果吕布的排名都下降，那并州兵团其他军政大佬的排名，自然也都要跟着下降。这样不断持续下去，并州兵团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就会越来越低，到时董卓再通过政治手段对其分化瓦解，并州兵团恐怕就会被董卓给彻底兼并掉。
这种结果显然是吕布无法接受的，所以等到胡轸和孙坚交战时，吕布就公然瞎捣乱，于是胡轸当场就被让孙坚打得溃不成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吕布这种行为，那就是公然叛乱。因为这拉到哪里去，也是必死的罪行。问题是，董卓哪里敢因此治吕布的罪呢?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董卓侵犯了吕布及整个并州兵团的利益，如果董卓敢因此惩罚吕布，这不是逼得吕布和并州兵团与他公开决裂么?要知道，当时整个关东地区已经彻底失控，如果董卓再和吕布内斗起来，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这件事发生后，董卓非但没有惩罚吕布，反而还出言安抚吕布，总而言之，是我不该让胡轸着种分不清头大眼小的人给你做褡裆。当然，也正因为董卓的妥善处理，这件事并没有有让董卓和吕布反目，甚至事后董卓还对吕布还表显得更加信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董卓与吕布之间的嫌隙，却就此拉开了序幕。
因为，这件事发生后，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那就是吕布再也没有领兵出征过了。虽然此后，吕布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高，但作为一个军政大佬，如果长期待在中央负责董卓的安保工作，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扩张实力的机会，甚至他对并州兵团的控制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弱。
如果照这种情形持续发展下去，吕布的前途显然不容乐观。在这种背景下，吕布看着自己有劲无处使，甚至慢慢被架空，他与董卓之间的矛盾，自然是越来越大。
第四，与士大夫集团的合作，让吕布认为杀掉董卓后，自己有机会取代董卓的地位。
董卓迁都长安后，为缓和与士大夫集团的关系，并争取他们的支持，于是就将长安政府的日常工作，全部交由士大夫成员王允来负责;并且当时长安政府的主要官员，也都是士大夫集团的成员。
在这种背景下，当王允代表士大夫集团向吕布进行拉拢时，吕布自然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基于吕布的考虑，由于董卓的凉州兵团大都驻扎在函谷关一线，现在长安城中，最大的实力派主要就四个：
一是以王允为首的士大夫集团;二是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兵团;三是以皇莆嵩等人为首的关中集团;四是原洛阳的禁军势力。
其中，以皇莆嵩等人为首的关中集团，本身就与士大夫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原洛阳的禁军势力，他们的上层人物，也大都是士大夫集团的成员，在这种背景下，吕布领衔杀掉董卓，自然就能迅速控制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并有机会成为长安政府的首席军方大佬。
与此同时，以吕布的的军事地位，背后有长安士大夫集团、并州兵团、关中集团、原洛阳禁军势力的支持，他解决一个群龙无首、且分散驻扎函谷关一线的凉州兵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如果实现这一步，吕布的地位自然就可以更上一层楼，甚至成为第二个董卓。既然如此，面对王允的拉拢，吕布自然是乐意合作。
总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吕布杀董卓，可谓天时、地理和人和全占，并且从最初的结果来看，一切也都按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先是董卓和他全族轻易就被屠杀;接着吕布和王允又迅速控制住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
再接着，凉州兵团的上层人物，要么投降王允，要么直接被清洗出局;最后分散驻扎在函谷关一线的凉州兵团，也因为一时群龙无首，大都被惊恐不安的气氛所笼罩，纷纷想着逃跑。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王允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能够全力支持吕布，让他全权统率所有非凉州系的军人，包括并州兵团、关中集团和原洛阳禁军等，自然有机会一举把那些惊魂未定的、还没有成功集结的凉州兵团彻底打垮。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王允和吕布的唯一机会。
问题是，如果是这种结果，那以王允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又图啥呢?因为这样一来，无非是杀了一个董卓，却迎来了一个比董卓更可以的吕布。所以基于王允的利益，显然不可能让吕布全权统率所有非凉州系的军人。于是在争执之中，王允与吕布，都错过了解决凉州兵团的最佳时机，最后只能走向失败。
参考文献：《三国志》、《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