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潜在的劣根性导致了隋朝的昙花一现

隋文帝杨坚，一个贵公子，一步步地登上皇位，使长期分裂的中国重新统一。而且，在初期的统治中，政清治明。

隋朝建立后，杨坚构建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对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此可见，隋文帝也算得上一个牛人。

但是，他的一些恶劣习性最终危及了他费心谋得、苦心经营、竭力维系的隋朝江山，使隋朝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不能不说是隋文帝的悲哀。

底气不足，猜忌元老功臣。杨坚的皇位并不是继承得到的，而是篡夺北周宇文氏的，所以他很担心臣子仿效他，篡夺自己的皇位。

因此，他对文武大臣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时时留意他们的言行，甚至疑神疑鬼，弄得朝野人心惶惶。

虞庆则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所以很为杨坚赏识。隋文帝代周后，任命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是群臣中的第三号人物。后来，虞庆则升任尚书右仆射，颇受杨坚信任。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贵州（今广西桂林）人李代贤反叛，朝中无人愿意出征讨伐。对此，杨坚很不高兴，怀疑朝臣们对自己不够忠心。

于是，他便指名要虞庆则去。虞庆则听命而去，成功地平定了李代贤的叛乱，完成了使命。

在凯旋回师的路上，虞庆则指着一个地方，自信地说：如果，这里安排个得力的人把守，只要有足够的粮饷，便难以攻破。

作为一名将领，关注各处的地理地势、山川物象本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当有人把虞庆则的话密告给杨坚后，引起了他的疑虑、不安。同时，他又想起了虞庆则出征前，虞庆则的内弟（因和虞庆则的小妾私通，而仇视虞庆则）曾跟他说过：虞庆则不愿意领兵出征。

隋文帝把前前后后的事这么一联系，认为虞庆则有谋反的野心。于是，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毅然决然地杀了虞庆则。

高颎，也是杨坚的一名得力助手。他君临天下以后，高颎被委以尚书右仆射兼纳言的重任，位冠群臣。

隋文帝的巩固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措施，多出自高颎。

剿灭陈国，统一天下时，虽说晋王杨广为总统帅，但高颎为杨广的长史，主持各种军务。征伐北方的突厥人时，高颎是最高指挥官。

可以说，高颎为了隋文帝的江山社稷，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隋文帝对他颇为器重。

后来，当杨坚对皇太子杨勇日渐不满，欲另立晋王杨广为储君时，高颎劝阻他不要废长立少，说这样做有违礼仪，还容易引起朝野动荡。

其实，高颎这样说的目的，是不想让刚刚建立的隋朝，因太子废立而引发事端，影响政权的稳定。

可隋文帝不是这么想的，而是这么认为的：杨勇的女儿是高颎的儿媳，高颎为了自己的女儿、女婿，而反对自己，可能另有图谋。于是，隋文帝褫夺了高颎的官爵，将其贬为平民。

这样，又一名忠臣因为隋文帝的猜疑而被解甲归田。还好，保住了老命。

喜怒无常，随意惩戒杀戮。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隋文帝滥用刑罚，动辄取人性命。

在宫殿里，他放了很多棍棒，看着谁不顺眼，便予以杖责。有时，一天下来，会有数人被责打。

有些大臣上书说，朝堂不是杀人的地方，殿廷也非杖罚的地方。迫于舆论压力，隋文帝下令撤去棍棒，再想打人时便用鞭子。但鞭子实在不过隐，便又用起了棍棒。

一次，他又喝令杖责触犯了他的人。兵部侍郎冯基百般劝谏，杨坚就是不听，终于将那人打死了。过了一会儿，他的火气渐消后，觉得那人罪不至死，便训斥朝臣们不坚持劝谏、不及时阻止。

也许这就是封建帝王的权威，自己打死了人，却怨别人没有及时劝住自己。

有时，他看到个别武士服饰不整齐，就认为这是对朝廷的不尊重。斥责御史为什么不弹劾，随即把御史斩首了。谏议大夫毛思祖行使职权，出来劝谏，也被杀了头。

像这样，随意、任性地诛杀官吏之事，经常发生。因此，朝中百官人人自危，深恐哪天不小心得罪了皇帝，落得个被杀头的危险。

品性低劣，难以行稳致远。隋文帝之所以如此猜疑，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

他不相信人，也不看重文化，却信奉鬼神。无论哪路神仙，他都虔信、礼敬。特别是对佛教，异常拜服。他广建佛塔、寺院，使佛教风靡全国。

《隋书·文帝纪》记载：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

隋文帝虽有雄才大略，但性好猜忌。夺人政权，待自己获得政权后，怕他人仿效自己。因此，对追随他谋取天下的功臣、将领，始终放心不下。

一旦自己有了某种念头、某个猜想，不论是谁，即刻付诸行动。或罢去职位，或投入牢狱，或置之死地……

宁可错杀，也要让自己舒服！于是乎，大隋的江山渐入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