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中出土11件同类文物，它是最特别的，被誉为国之重宝
在中国历史上，西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它存在的时间并不算短，而且在宋、辽、金时期还扮演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蒙古崛起后，对西夏文明进行了疯狂的灭绝政策，以至于它长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湮灭在历史长河里。
比如西夏的王陵，就被蒙古人破坏，地表建筑十不存一。直到明帝国统一之后，才被发现，但明清时期一直无人问津，无人管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才开展了比较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六号陵显陵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打开地宫进行发掘的遗址。
遗憾的是，这座帝陵曾经被盗贼多次光顾，里面的陪葬品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连那位西夏皇帝的尸骨都无存。但是，即便如此，里面残留的文物，依然是十分重要。比如汉文和西夏文残碑、石雕人像碑座、琉璃鸱吻，都被列为了国家馆藏级二级文物。而且，还有一件石雕人像碑座，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其实，刚刚被发现时，这件文物并不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在西夏王陵中，同类文物已经出土了10件之多。它是一座石雕碑座，上面的石碑已经当然无存，只留下残座。碑座近似正方体，长为65厘米，宽为67.7厘米，高为57厘米。可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残件，却有几处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是图案十分生动，它是圆雕的男性力士图案。力士的面部滚圆，浓眉大眼，仿佛在用力将石碑高高举起。它的颧骨高高凸起，鼻梁宽大，这与壁画中西夏人的形象十分吻合。为了表达负重的艰难和力士的勇猛，人像中还露出了两颗獠牙，夸张地显示力士的威武。
另外，雕刻师将力士形象勾勒之时，除了胸前的肚兜外，将其设计得几乎全裸。这不仅是大胆地赞颂人体健硕，也是当时西夏民风的表现方式。
我们知道，在中原文化中，石碑之下也会有底座，也会有雕刻物。那一般都是古代神兽霸下，又称赑屃、龟趺、填下、龙龟，相传为龙所生的第六子。这块基座，表现出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在互相影响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区别。
在西夏王陵区发现的10多件石碑基座中，有不少是这种力士图案的，甚至就在六号陵同坑出土的，还有一个女性力士图案的基座。但是，这个基座之所以被称为国宝文物，是因为它还有另一个特征。
在这件石碑的顶部左上角，有3行共计15个阴刻的西夏文字。经过文字专家的破译，第一行是“小虫旷负”四个字。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柳宗元的一篇散文，说的是小虫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扛”。在此处，应该是赞颂底座的力士天生神力，力能扛鼎。
第二行是“志文支座”，“志文”应该指的就是墓志铭，也就是上面的石碑，“支座”是底座的意思，说的就是这件石碑基座的功能和用途。
第三行的七个字，相对复杂一些，叫做“瞻行通雕写流行”。“瞻行”是按照标准的式样的意思，“通雕”指的是雕刻手法，“流行”中的“流”，应该是“留”的通假字，意思是留下来。整句话表达的就是按照标准的样式，以透雕的方式，将其制作并保留了下来。
不光如此，在“志文支座”的后面，还有一行阴刻的汉字“砌垒匠高世昌”。也就是说一个叫做高世昌的工匠，而且很可能是汉人工匠，制作了这件作品。可见，当时西夏国，也流行着“物勒工名”的制度。
就是因为这15个西夏文字和6个汉字，让此文物的重要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它本来和另外10来件同类基座一样，被称为“人像碑座”，在1996年，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的认定，将其改名为“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千年以来，它忠贞于自己的使命，风雨不改信念，就如余秋雨先生参观时的感慨：
西夏人像碑座是大力士形象碑座，是一种力量的象征。虽然碑没有了但它依然在挺立着，承担着失去责任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