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提醒安禄山会造反，为何李隆基始终不信？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又与唐朝朝廷错误的决策密不可分。这场战乱打得沉迷于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措手不及，以至于丢掉了首都长安，跑到蜀中躲避战乱。实际上从史书来看，在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前早有先兆，而宰相杨国忠也多次提醒李隆基对安禄山保持警惕。然而李隆基并不听劝告，反而更加纵容安禄山独揽边镇军政大权，以至于叛乱发生时唐军毫无准备，一溃千里。可对这段历史复盘的时候，很多人提出疑惑，为何李隆基如此信任安禄山，对杨国忠的提醒置若罔闻呢？
李隆基对安禄山的信任是不可思议的，完全不符合汉人一贯以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政治传统。在李隆基之前的唐朝皇帝也重用外族将领，不论是李世民，还是武则天，都会对外族将领的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那时候在边境领兵打仗的外族名将很多，但在权力上都有汉族将领掣肘，所以朝廷对其控制很容易，也没有引发大的叛乱。可是到了安禄山这里，李隆基却一次次地突破了底线。他不仅授予安禄山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得军政大权，而且让安禄山在朝廷中代理御史中丞，这个安排从政治上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作为边境的重要将领，以节度使掌管军政大权是唐朝时代的特色。然而安禄山作为胡人，却能掌控三个节度使军镇，这已经突破了唐朝对胡人控制的制度了。从李隆基时代的军事布置来看，除了当过四镇节度使得王忠嗣，还没有如此大权力的节度使。而且让安禄山代理御史中丞，这等于是把朝廷监督边镇军将的权力送到安禄山手中。如此一来安禄山在边境的军队缺乏监督，这就为他发动叛乱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可以说李隆基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安禄山的安排是不设防的，这也是为什么叛军能势如破竹的攻陷长安的原因之一。
对于李隆基如此宠信安禄山，朝中大臣非常不满，多次上书告发安禄山的不法行径。除了杨国忠的警告被忽视以外，其他上告的大臣都受到安禄山的打击报复。李隆基甚至把告发安禄山的大臣交给安禄山处置，这就使得安禄山气焰更加嚣张，势力的膨胀也彻底失去控制。
对于李隆基如此宠信安禄山的原因，课本上都说是安禄山善于溜须拍马，通过奉迎得到了李隆基的认可，所以才被宠信的。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却与真相距离太远。实际上李隆基作为皇帝，每天奉迎和溜须拍马的大臣不少，赠送各种奢华礼物的数不胜数，为什么他只宠信安禄山呢？
李隆基对安禄山的宠信，不是安禄山对其个人喜好和奢华生活方面的满足，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虑。而这个考虑让他将安禄山引为心腹，作为他控制朝廷的重要工具。安禄山对李隆基的奉迎和奢华生活的满足，那只是拉近关系的手段。而李隆基作为皇帝并不缺乏这些东西，所以他更看重的是这些东西之外的政治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安禄山的崛起是天宝年间政治局势变化的结果，也是李隆基用帝王权术操纵朝政的体现。朝廷中所有反对安禄山的大臣，包括杨国忠在内，都站到了李隆基的对立面，所以李隆基才不惜一切代价纵容安禄山。
安禄山在朝中的崛起，最早是始于李林甫出任宰相时期。当时李隆基延续之前的政治传统，从边境选拔优秀的文臣武将进入中枢，以制衡李林甫的宰相权力。李林甫不愿意边境的人才进入中枢，又不想因此而让李隆基猜忌，于是提出提拔边境的胡人和寒门将领。李林甫的理由是，“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李隆基本来就担心这些人结党，于是就同意了李林甫的方案。于是很多边境的胡人得到提拔，成为天宝年间的名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人。
这件事对朝廷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在用人方面，李隆基越发地倾向于胡人，从而加深了对汉族大臣的猜忌。李隆基这么操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担心在朝廷具有跟脚的汉族大臣结党，形成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在安禄山之前的，李林甫、太子李亨、张九龄、废太子李瑛、武惠妃等人都是自己的党羽，这是李隆基最为担心的。李隆基听从李林甫的建议，改变了这种用人策略，使得朝中风气大变，胡人反而比汉人更加吃香。安禄山便借机抱上李林甫的大腿，很快平步青云，成为边境重镇上独揽军政大权的节度使。
李林甫去世后，李隆基任命杨国忠接替宰相职位。杨国忠当上宰相后独揽朝廷大权，最多兼任四十多个职位，可谓是权倾朝野。除此之外，杨国忠还在地方和边境有着很多党羽。比如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便是杨国忠的好友，名将哥舒翰就是杨国忠一手提拔起来的。这样的情况不得不让李隆基感到担忧，他需要在朝廷中安插新的势力，以掣肘杨国忠的权力，分化瓦解其党羽势力。而安禄山在此时却成为了最好的对象，他符合李隆基的想法。一方面安禄山是胡人的血统，在朝中没有根基和党羽。另一方面安禄山与哥舒翰不和，正好站在杨国忠的对立面。
为了加强安禄山在朝廷的分量，李隆基任命其为代理御史中丞，这就突破了政治底线。御史中丞虽然不是宰相，却是主管御史台和谏院的主官，直接向皇帝负责，相当于副宰相的地位。这个官职主要是监督朝廷和地方大臣，也包括军队系统，可谓是位高权重。有了这个身份的保护，杨国忠便没办法构陷罪名来调查安禄山，这使他的地位更加的稳固。而安禄山又通过贿赂收买等手段拉拢了不少官员，这使他在边镇上的密谋被完全屏蔽。这样的情况让他在叛乱之初占尽先手，唐朝军队根本反应不过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当杨国忠多次向李隆基发出叛乱的警告时，李隆基把这种警告当成了杨国忠和安禄山互相斗争的信号。在他看来，这种斗争是乐见其成的，也是平衡朝廷政局的手段之一。只有这两个掌权的大人物斗得不亦乐乎，才能体现他的皇帝权威。从朝廷角度上看，安禄山在朝中没有根基，必须抱紧皇帝的大腿，才能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在军事方面名将哥舒翰站在杨国忠一方，这就形成了军事上的掣肘，所以李隆基天真地认为安禄山不敢造反。在李隆基的心里，这两人都是他操弄政治的玩物，丝毫没有想到安禄山叛乱的可能。
可是李隆基忽略了一点重要的因素，安禄山虽然在朝廷没有根基，但在边境的根基却很深。他本身就是胡人，是突厥人和粟特人的混血儿。由于他出身在北方边境，在这里成长起来，所以这里是他起家之处。当时很多北方边境的重要将领在军镇是没有根基的，比如王忠嗣、高仙芝等人。他们要么是汉人，要么家族和朋友都在内地，受到朝廷的控制；要么是外族，家乡在远方，驻扎的军队是外来者，得不到当地百姓的支持。然而安禄山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军镇，这就给他造反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李隆基擅于玩弄权术，以此来挑动朝廷内斗，进而控制朝廷的主导权。可是对安禄山的控制，李隆基忽略了其中的关键因素，也忘记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最终走到了玩火自焚的结局。当他沉迷于这种帝王权术之中时，对于外界的信息都给出了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对于杨国忠的警告，他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丝毫没有想到其中的所隐藏的危机。错误的判断让他做出错误的决策，一味的支持安禄山和杨国忠斗，反而让其在北方边境的势力失控，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的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