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应玚本欲著经典传世，怎料瘟疫无情英年早逝，让曹丕为之痛惜
应德琏，今河南项城人，汉末建安时代的文学家，在建安七子中年纪偏小的一位。虽然早有才名，怎奈不幸英年早逝，作品稀少又多是佚文，因此后世对其的评价一直不高。
生平经历
应玚出身于汝南的一户书香门第，祖父应奉是当时著名的儒者，著有众多影响不凡的文章，父亲应珣也因其出色的才学，最后官至司空掾。在耳濡目染之下，应玚受到家庭影响变得极具文采，在当时被称作汝南才子。
只可惜当时正值乱世，应玚为了活下去只好四处漂泊，胸中虽藏有大志却难酬壮志。经历了许久的飘零生活之后才来到邺下，这时应玚同曹丕和曹植相识，几人之间互相为对方的才学折服，时常聚在一起饮酒高歌、吟诗作赋。
曹操在听闻应玚的才名后，就任命其为丞相，在不久之后，又随曹丕担任了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不料天降横祸，就在应玚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公元217年丁酉大疫爆发，应玚也逝于这场瘟疫之中。
建安七子中仅剩的五位全都被这场瘟疫夺去了生命，曹丕在后来追忆昔日好友之时，提及当时应玚说他正准备著书，其才学绝对能使之成为传世之作，怎料美志不遂，实在令人痛惜。
赋作研究
对应的研究虽然从建安时代起几乎一直没有停过，但直到如今依旧有些不足，尤其是其赋作方面，大多在研究应玚的诗文时候被一笔带过。
要知道应玚的赋作在建安七子当中，存世数量能比他多的只有王粲，应流传下来的赋作可分为三类：咏物赋、情志赋和行猎赋，而的咏物赋又可分为两类。
一是“专在物”，即以咏物为主，例如应的《迷迭赋》，从迷迭香的栽种，到花开时那种特有的酷烈香味，全赋对这些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令人在读赋之时，仿佛能看到迷迭香的生长过程，花开时如嗅其味。就好像游戏一样，曹丕、曹植以及王粲、陈琳，他们也同样以迷迭香为题材作赋称颂。
二是“借物抒情”，也就是托物咏怀的赋作，那个时代大多人都饱受战乱带来的苦难，这些全都化为了他们的创作素材。
《愁霖赋》可以作为这一方面的代表，在此赋中借雷声、云雨和身旁传来的叹息，来体现自己在雨夜难以入睡的惆怅。
在情志赋中，以“情”、“志”分成两类，即男女情愫和作者志趣，在言情赋中应有《正情赋》，极度细腻的抒写出自己对神女的爱慕之情，以及最后人神有别的那份痛苦。
志趣赋里应玚只有《慜骥赋》，赋中应借世人不识良骥，以此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迫切希望能有一位伯乐来发现自己的才华，愿尽自己心力报答知遇之恩。
应玚的赋作总体来说，对于题材的开拓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可以说应玚赋作初步诗化的句式，对后世以诗为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之论
应玚有一篇散文叫《文质论》，而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也有一篇同名散文，但是两人观点侧重却不尽相同，应玚重文轻质，阮瑀重质轻文，说两者完全不同也不无不可。
在当时文质是用来形容人物的词汇，文指文采，质就是质朴，两者合一大致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最早出于孔子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认为文与质之间相辅相成，后世之人就对这一观点进行不断的论述，墨子认为应当“先质而后文”，韩非子认为“文为质饰者也”重质轻文。
而到了建安时代，应玚和阮瑀都认为文与质两者缺一不可，但是双方侧重点却相反。阮瑀以器物作为比喻，认为易碎，内质才是最为重要的；而应玚则认为质者不足、文者有余，非常显然的侧重于文。
两人的《文质论》都是从治国和人物的角度上进行分析的，引用各种古代典故论证自己的观点，文与质孰轻孰重已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二者也可以用今天文章的修辞形式，以及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来形容，平凡的字句难以体现文章思想，也不能用过于浮华的字句遮掩文章思想。
两人看似一个重文一个重质，实则都离不开另一种的支撑，文与质不可偏废，最终始终是提醒世人要注意个人修养和礼乐教化的思想观点。
从应的诸多作品当中，能看到其中大多以反映现实为主，无论是汉末社会的黑暗、人民遭受的苦难，还是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地，都能从应玚作品中进行了解。
参考文献：
《应赋作略论》
《关于应的文质论》
《阮瑀、应玚的文质论及创作异同》
-作者-
百川，愿作一介撰史人，笔尽中华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