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国运与梦想隋炀帝杨广为何倚重江都？

众所周知，隋炀帝杨广与江都（今日扬州）有着难解难分的情谊。他对待以建康、江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的态度，与关陇集团领袖如宇文泰乃至其父杨坚对南方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他登基之后，他积极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巡幸江都，这些举动背后诚然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乃至文化战略意义，但是，这也与隋炀帝本人对南方文化的痴迷与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一、隋炀帝的江都情结

1.作为发家之地的江都

隋文帝平定陈朝后，为了防止江南分裂势力死灰复燃，隋朝对陈朝旧境的统治极为强

硬。为了便于监控亡国君臣，隋朝将陈朝宗室和主要官僚贵族全部迁往关中，断绝了他们与故土的关系。

此外，隋文帝下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隋书》）。如此一来，前后经营三百余年的六朝古都建康宫城从此被夷为平地，变为农田。

建康作为六朝古都，一直被认为拥有王者气象，是南方政权的中心与文化象征，隋文帝摧毁建康宫城目的可谓是昭然若揭，无非是要消除建康成为割据政权据点的条件，将六朝文化从物质层面抹去，从而加强南方居民对隋朝的认同感。

在摧毁建康城的同时，隋朝在江都（今日扬州）设置了控制江南陈朝旧境的军政中心，即扬州大总管府。

在隋朝统一全国后，曾设立了四大总管府，分别是并州、益州、荆州、扬州总管府。可以看到，这些总管府都设立在军事要冲地区，且数量不多，由此可见，扬州总管府在隋朝政治架构中的重要地位。

在设立扬州大总管府后，隋文帝命晋王杨广担任扬州大总管时刻监视江南的旧陈核心区域。由此，江都成为杨广积蓄力量图谋皇位的发家之地。

隋文帝从关中本位政策出发，对江南实行高压政策，除了武力镇压江南豪族的叛乱外，他歧视江南文化、排斥江南士人，激起了江南民众的不满与反抗。

隋炀帝杨广与之相反，出于自身对南方文化的喜好以及培养个人实力的需要，他对南方采取了怀柔政策，大力招揽南方士人。

隋炀帝的这种怀柔政策与隋朝内部夺嫡之争关系密切。在隋文帝废立太子之事上，隋朝统治集团分为两派，以左仆射高熲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元勋集团坚决拥护太子杨勇，反对另立杨广。另一派是晋王杨广拉拢的杨素、宇文述等人。

为了增强自身政治势力隋炀帝杨广开始笼络江淮士人。江淮士人备受隋文帝与关陇集团打压，对杨广递过来的橄榄枝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且，不少江淮士人劝杨广积极进取，直接谋取皇位。正如郭衍对杨广所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以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隋书》）。

这句话完整展现了杨广依托江淮谋求天下的政治企图。简单来说，在杨广手下谋士看来，依靠江淮地区，即便不能成功争夺太子之位，也还有一个退路，便是依靠江淮，建立一个像南朝梁、陈那样的划江而治的割据政权。

考虑到这一点，杨广开始大肆搜罗在新王朝行政体系中不得志的江南人士，他招引诸葛颍、虞世南等人充任学士，在杨广即位前夕，晋王府中的学士多达上百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江南人。

这些江南人大多是梁、陈旧政府官员，还是江南大族的代表人物，他们聚集在杨广周围，企图影响杨广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希望杨广可以成为他们的新代理人。

反过来，杨广利用这些江南人士的财力与智力，不断扩充晋王府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最终在夺嫡之争中胜出。

2.杨广的南方文化情结

除了江都是晋王府重要人才库这一个原因外，杨广之所以特别倚重江都还与杨广自身

对江南文化的迷恋有关，学者将这种迷恋称作“江都情结”或“南方文化情结”。

杨广在16岁时迎娶了梁朝宗室之女萧妃，据《隋书》记载“（萧妃）有智识，好学解属文”，这种文化素养无疑会影响到年少的杨广。

有些现代学者甚至认为，萧后是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知心人，杨广爱屋及乌，对于一切有关南方事物都颇为着迷。甚至于，杨广宠爱的妃子如沈皇后等皆为江南人。在大业后期，杨广还密诏南方进攻江淮民间美女，由此可见，杨广对南方女性特别是江南才女情有独钟。

此后，隋炀帝长期担任扬州大总管，《隋书》记载隋炀帝“好文雅”，招募了上百江南文人充当晋王府学士。不仅如此，杨广还喜好“吴音（南方方言）”，并向这些学士积极请教，自学成才。他还与这些学士互相唱和，品评诗文。

从青年时代起，杨广就在妻子、学士的影响下，长期浸润于江南优雅的文风之中，因而，他对江南文化与江南文人情有独钟。

除此之外，杨广还颇有文学天赋，爱好著书立说，《隋书》记载“（杨广）好读书著述”。在杨广成为太子返回京师后，杨广还将大批江南士人带到了帝都，这些南方文士在他的主持下从事著述，先后推出了多种卷帙浩繁的著作，如100卷的《桂苑珠业》，400卷的长洲玉境，这些著述在内容与体例上都远超前人著作。

有由此可见，隋炀帝杨广对江都的看重与其自身的文化偏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江都的政治、经济价值

1.大运河的开凿与扬州地位的提升

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开凿了一些人工运河，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公元前486吴王夫差开凿的、沟通大江与淮水两大水系的邗沟。邗沟的出发点就在今天的扬州，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扬州就是重要的交通港口。

隋朝建立后，北方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才能高效地将各地物资供给都城大兴，成为隋帝国的重要课题。根据《隋书》记载“京邑所居，五方辐辏，重关四塞，水陆艰难”。这句话是说，长安城的地势多关隘，不便于交通运输。

如果要往长安运输物资，走陆路难免要经过重重关口，走水路有渭水可以利用，但渭水水流大小不定，漕运颇为艰难，因此，隋文帝决心另外开凿一条运河，以此解决国都与南方经济富庶地区的联系问题。

随后，隋炀帝开始陆陆续续开凿广通渠（从都城开始，连接到黄河）、山阳渎（扬州到长江）、通济渠（淮安至扬州）等各段水渠，再将其依次连接，构成了贯穿帝国东部江南、江淮、黄淮和华北平原的南北大运河。

大运河的开凿对隋唐时期乃至后世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意义。有些人认为大运河的开凿是为了满足隋炀帝的一己私欲，实则不然，大运河的开凿更多地是为了给国都输送南方物资、沟通南北便于朝廷掌控南方。

此外，早在南朝末年，南方地区已经形成一个与北方经济相抗衡的、甚至超过北方经济的长江、钱塘江、珠江流域经济圈。

据《隋书》记载，当时的江南地区极为富庶：“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

因此，隋炀帝意识到，南方地区可以补助北方地区相对匮乏的物资，如此，便能统筹全局，使南北双方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于是，在隋炀帝在位期间，隋炀帝一方面多次发布有利于江南经济发展的诏令，另一方面，隋炀帝又从江南获得了更多的物质财富。

例如，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派往江南搜刮名贵财物的船只遍布江南各大港口，据《隋书》记载，当时的船只“首尾相连，不绝者千里”。

2.江都对统治江南的重大政治意义

隋炀帝倚重江都的另一大原因是隋朝内部一直存在江南地方豪族的离心势力，这些地方

豪族屡次发动叛乱，反对隋朝统治。

因为，隋朝是以关陇集团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王朝，江南士人在朝堂的话语权不高，隋文帝平定江南后又对江南实施高压政策，导致了南方士人的普遍不满。

所以，为了稳定南方社会，隋炀帝改变了其父隋文帝的高压政策，实施了怀柔政策。即便如此，南方叛乱依旧间歇性地爆发。如大业九年（613）余杭人刘元进、金陵人管崇纷纷起兵，经过隋炀帝的强势镇压，南方大规模叛乱暂时被平定，但南方地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依旧存在。

于是，为了进一步监管江南地区，隋炀帝把江都的行政首长提到“京尹”的地位，据《隋书》记载“（隋炀帝）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从中不难看出，在隋炀帝心中，江都俨然是隋朝在南方的第二个都城。

总结

在隋文帝平定江南后，摧毁了建康宫城，将江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移到江都，并任命杨广为扬州大总管。此后，杨广便以江都为中心逐渐积蓄实力，最终夺取了太子之位，因此，可以说，江都就是杨广的发家之地。

此外，从青年时代开始，杨广就对南方文化颇为迷恋，长期身处江都使得杨广有机会和江南文士长期交流，使杨广进一步热爱六朝文化，形成了一种“江都文化情结”。

除了杨广的个人因素外，江都在南北朝后期的经济地位逐渐上升，在大运河开凿后，江都更是成为南方经济中心，承担着为北方都城输送物资的重要任务。

在经济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之外，江都还起到控制南方地域的重大政治作用，无怪乎，杨广在其一生中极为重视江都。

参考文献

1.牟发松.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J].文史哲,2018(04):77-92+167.

2.张学锋.隋炀帝对扬州的经营及江都陪都地位的确立[J].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9(02):8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