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隋炀帝名声虽然不好，但影响却碾压唐太宗？

隋炀帝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战略家，十足的战术矮子。你也可以说他对战术（小事）完全懒得理。隋朝灭亡是他咎由自取，他也曾有无数机会挽大厦于将倾，但他没有做正确的事，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最终把强盛的隋朝拖入了灭亡的境地。

但是反观历史的回声，我们仿佛又看到，隋朝的影子无处不在，甚至远远超过了唐朝，隋朝的遗产比唐朝的更丰富，影响更深远。

怎么看的呢？

第一：打高丽这件事，隋朝在军事上完败，在舆论上使自己成为千夫所指，但征高丽的重要性隋炀帝比谁都看得明白。

隋炀帝所有的问题，都开始于打高丽，为了打高丽，征兵服徭役，为了打高丽，开通大运河，尽管北方最大的威胁是突厥而不是高丽，但不知为什么，隋炀帝邪了门似的和高丽死磕，看似已经接近疯狂，但朕的心意，你们一般人怎能明白？

事实是，高丽所代表的北方压力在隋朝时已经取代了西方压力，这个转变意义重大，使长安的地理优势已经开始让位于幽州（北京），如何证明隋炀帝的判断？唐朝建立后，第一件大事也是征高丽，而且征了三代，到唐高宗时才基本解决。

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东北部已经成为中国的“国门”命脉所在，是宋、辽、金、元、明、清最重要的区域。可以说，得东北着得天下，失东北者失天下，隋炀帝没能做成的事，唐朝用了三代人才做成，宋朝用了300年也没能做成。

第二：修运河这件事，表面上看是隋炀帝好大喜功，但它的初中是军事用途，并成为日后南方和北方沟通的渠道。

如果没有大运河，隋朝也许不会灭亡，即便修了大运河，高丽也未必就容易征服。但修建大运河这件事，使日益发展的南方经济有了一条向北方输送平衡的通道，也带动了沿海经济的发展，使日后幽州（北京）成为首都有了物质保障，不必仰赖于周围其他地区，独立性是首都的首要要求。

长安为何能成为千年国都？就和它接受四川盆地的粮食供给，不必仰赖东部诸侯有关。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隋炀帝仿佛已经看到了几百年后中国发展脉络的转变，他修建运河其实也是在“顺天应人”，只是站在当时，没人能理解。

第三：对于唐朝，隋炀帝也留了后手。

天下都反了，隋炀帝开始颓废，称他为颓废帝一点都不为过。日日在扬州醉生梦死，后来禁卫军兵谏，想回关中老家，隋炀帝被部将逼死，禁卫军带着皇帝依仗西行，一路上遭到瓦岗军堵截，不得已北上到了窦建德领地，依仗和隋炀帝身边的旧臣也都落入了窦建德手里，窦建德以为隋炀帝报仇为名，杀死了叛军将领。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要知道李渊的名义正当性也是来源于留在长安的傀儡小皇帝的“禅让”，现在窦建德为隋朝皇帝报仇，又有了隋朝旧臣辅佐，在制度上有了人才帮助，又有象征天子名分的依仗，对于李渊来说，就是个很大的挑战。

大家记得楚王问鼎的故事吧。楚王向北打仗，来到周天子面前，问周天子周鼎的大小，鼎是王权的象征，周天子当然明白来者不善，就说，这个要问我们家厨师（开个玩笑）。

这个故事就是说明窦建德得到隋朝依仗，使自己正当性陡然而增。

隋炀帝在最后时刻最留恋的地方，不是长安和黄土高坡，而是大运河一线，一是他所在的扬州，还有一个是他死后把依仗留给了河北的窦建德，也在大运河一线。

奇怪的是，中国日后的历史，主轴就在大运河一线，从幽州到开封，再到杭州，从未离开过，原来显赫的长安反倒日益没落。

大运河在隋炀帝的眼里，显然和当时所有人心目中的地位截然不同，但隋炀帝猜对了。

后来的“安史之乱”，就是李林甫为了避免自己宰相权威受到威胁，举荐安禄山当节度使，节度使可以做宰相，但胡人不可以做，这样自己的竞争就少了很多，安禄山不服，就说唐玄宗身边的杨国忠（注意，姓杨的来捣姓李的乱了）是奸臣，以“清君侧”为名发起“安史之乱”。

注意，第一，姓杨的包括杨玉环和杨国忠在其中没有起到好作用，第二，安禄山在幽州发兵长安，大运河第一次有了这么大搅浑水的能力。

唐玄宗李隆基没有看出来，注意，天宝年间已经是公元755年了，距离隋朝灭亡唐朝建立（618年）已经一个半世纪，隋炀帝一百多年前看到的趋势和脉络，唐朝皇帝一个半世纪后也没有看出来。

皇帝没有看出来，那么大臣呢？

当然有大臣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名相张九龄，他曾对唐玄宗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张九龄是广东人，他的这句话包含几层含义，第一：幽州会乱的，这个和隋炀帝的洞察一致；第二，是个胡人乱幽州，他的这两个判断在不久以后全部应验了，可惜当初没有引起唐玄宗警惕。

我们可以说张九龄只是预测出安史之乱会发生，但有没有人料到日后幽州取代长安成为一国之首，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反复争夺和战争呢？或许有，其中是不是包括隋炀帝本人呢？

综上所述，对比少有的伟大君主唐太宗而言，唐太宗树立了一代明君的形象和榜样，开创了“开元盛世”和盛唐气象，很伟大，但唐朝灭亡后，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但隋炀帝虽然死了，影响一直存在。不管我们心里愿不愿意接受，事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