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时朝廷多次征召王安石入京，他为何拒绝？
王安石是宋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在历史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后世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他主持的“熙宁变法”也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被认为是积极有效的强宋政策。他在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因其文采斐然，也被列入了”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实在熙宁变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经名闻遐迩了，是宋朝文坛的风流人物之一。可是他却多次恳辞朝廷的委任，表现出了无意于仕途的意愿。甚至于在宋英宗治平年间，朝廷多次征召他入京为官，他都找各种理由拒绝，直到宋神宗即位才答应。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王安石会推辞入京做官呢？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是士大夫文人们的主要理想，儒家学者们更是总结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系列人生历程。作为宋朝文人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安石在众望所归下入京为官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他从宋仁宗后期便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辞，到了宋英宗时期干脆躲在老家以母丧为由避而不见，实在是有违士大夫们的人生理念。有人说王安石清高，不愿意沾染官场的污秽，无意于仕途。但从熙宁变法的情况看，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的。如果王安石真的清高到如此境界，他根本不会接纳宋神宗递出的橄榄枝。
从熙宁变法来倒推，可以看出王安石对于仕途还是很在意的，否则不会提出一整套变法强宋的措施，以至于搅得宋朝朝野天翻地覆。由此可见他在隐退老家期间，并没有放弃对仕途的探索，也一直在尝试着寻找强宋的办法，最终才拿出了一套变法措施。因此很多人感到疑问，王安石为什么不提前把措施拿出来？为什么从宋仁宗后期，到宋英宗的整个时期，都对朝廷委任的官职视而不见呢？要知道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做官都是绝大多数文人的终极理想。王安石既然没有放弃仕途，却又做出这副清高的模样，其目的何在？
要解释上述问题，这要从王安石做官的历程开始分析。王安石是宋仁宗庆历二年的进士，先任淮南节度判官，后调任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期间政绩斐然，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勤政爱民，得到了很高的赞誉。王安石先后得到文彦博、欧阳修等朝廷宰执大臣的推崇，成为新进官员之中最为杰出之一。宋仁宗嘉佑三年的时候，他入京任度支判官，向宋仁宗提出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变法强宋的主张。这里面王安石总结了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指出了宋朝弱势的积弊，提出了强宋的一系列措施。
然而宋仁宗虽然口头上对王安石进行嘉奖，但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此后王安石就开始闹脾气了，对朝廷委任的官职各种推辞。很多官职都是在他多次推辞后才勉强接受，其中不乏修《起居注》、任直集贤院、知制诰等朝廷重要职务。这些职务从宋朝的官场潜规则看，都是作为未来宰相的备选官职，可是王安石却坚决推辞，摆出一副无意于仕途的模样。嘉佑八年，他更是以母丧为由，直接辞官回江宁守丧。整个宋英宗时期，朝廷多次征召王安石，王安石都无动于衷，用各种乱七八糟的理由拒绝入朝。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安石越是拒绝入朝，他的声望就越高，到宋神宗初年达到了顶峰。因此很多后世学者分析的时候，都认为王安石是故意在养望，为后来入朝当宰相作准备。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证据的主观臆测，难道他把天下人当傻子不成。当时可是宋朝最为兴盛的时候，名臣名将遍地，没有一点真本事，靠着作秀能够当上宰相？这种说法完全是痴人说梦，把天下人当做三岁小孩了。实际上从历史背景的分析，王安石拒绝入朝是有着深层次的考虑的。当时宋朝朝廷的政治环境，的确与他的政治理念不合，不入朝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王安石是庆历二年的进士，这个年份对他的政治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庆历二年正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之前，第二年新政便如火如荼地展开，虽然庆历新政不到两年就夭折了，但是对王安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王安石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理念，那便是“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这个理念贯穿了王安石的人生，也是他的所有熙宁变法的根本出发点所在。可是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的岁月里，这个理念在朝廷中是得不到认同的，甚至有着极多的反对派。可以说王安石选择辞官归隐，就是为了回避这些反对派，等待最好的崛起时机。
史书上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赵宋皇室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阶层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占据了国家大部分的资源，也垄断了朝廷政治的走向。尤其是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士大夫的保守派上台，彻底垄断了朝廷政策，形成了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这个文官集团非常强大，不仅有原来保守派的宰相，而且就连庆历新政的参与者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都背叛范仲淹而加入其中。这个文官集团是代表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是为他们说话和谋求利益的。任何与士大夫阶层利益发生冲突的政策或者官员，都会被他们群起而攻之。
王安石的政治理念是“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这种改革是要触动统治阶级利益的。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文官集团，自然会对这种理念的改革政策强烈反对。文官集团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其主要的构成便是士大夫阶层中的富人。让这些富人把自己的利益拿出来，救济受到苦难的贫民。让富人家族放弃部分政治利益，使贫民家族的子弟能够做官，发挥他们的能力，使宋朝强盛起来。遏制富人家族通过腐败攫取国家权力和资源的路子，让社会回归公平正义，激活宋朝中下阶层百姓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改革措施，从一开始就遭到文官集团反对。
实际上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包括包拯在内的名臣都重提过类似的改革，但都石沉大海了，由此可见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势力下，就连宋仁宗都放弃了新政改革，王安石选择退避三舍也是很正常的。他上书宋仁宗再提改革，也只是投石问路，看看朝廷和皇帝的反应。当文官集团反对呼声极大的时候，王安石发现时机不对，于是选择了明哲保身。从庆历新政失败后，到宋英宗濮议之争之前，宋朝朝廷的文官集团就是铁板一块，谁都啃不动。就连包拯那么强的攻击力，也只能在其中泛起一点水花而已。
面对这种政治格局，就连宋仁宗、曹太后这样的人物都得妥协，王安石能有什么办法呢？王安石选择退避并不是懦弱，而是待机而动。他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观察朝廷的动向，为未来的改革作准备。另一方面也通过深入到中下层的百姓中，了解了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丰富了改革强宋的手段。等到宋英宗濮议之争后，朝廷格局大变，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分裂了。原本在把持朝政，在对抗曹太后的垂帘听政时团结一心的文官集团，因为对濮议的争议，在曹太后的两封手诏下彻底瓦解了。
表面上的胜利者如韩琦、欧阳修等人却是文官中的少数派，虽然位高权重，却不得人心，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叛徒和奸臣。被贬黜离开东京汴梁城，到了各地坐冷板凳的文臣们反而是多数派，影响着整个国家的舆论动向。这种情况的出现给了王安石机会，他可以从文臣中选择自己的合作者，有了机会重新把改革之路推到朝廷的议题中。实际上在濮议之争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安石都是在做这个事情。他没有选择朝廷中当权的韩琦、欧阳修等人，就是因为这些人依旧是士大夫阶层极端保守势力的代言人，是为了私人利益不择手段的。
王安石没选择宋英宗赵宗实，是因为濮议之争彻底暴露了他的薄情和自私。赵宗实本是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别说继承皇位，就连当濮王世子的资格都没有。正是因为宋仁宗和曹太后的扶持，他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他一上位就拉拢文官集团与曹太后对抗，又通过濮议否定宋仁宗的皇考地位，就是个过河拆桥的白眼狼。这种极度自私自利，毫无人情味的皇帝，怎么可能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而进行改革？王安石不信任赵宗实，而韩琦和欧阳修又有背叛范仲淹的前车之鉴，他自然会对其发出的征召视而不见，果断地找理由拒绝。
直到赵宗实去世后，韩琦和欧阳修被天下文官群起而攻之，不得已选择辞官自保。朝廷中的政治格局大变，此时才给王安石带来了机会。可以说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之前的任何决策和选择都是深思熟虑的，是对朝廷政治格局进行过深入分析后的选择。但是他忽略了一点，这便是宋朝天下不是老百姓的，而是士大夫阶层的。无论怎么变，只要老百姓不能当家作主，变法永远不会成功。指望着士大夫阶层发善心，那是过于天真烂漫的想法。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根源便是在于宋朝士大夫阶层从根子上烂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