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简历 什么是谭震林三不该？

谭震林与毛泽东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出生湖南，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二人交情颇深。在文革中，谭震林被四人帮批斗，他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了“三不该”，究竟是什么情况？

谭震林简历

1902年4月24日生于湖南省攸县，9岁入私塾读书，12岁到书店学徒。1925年冬在当地结识中共党员，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攸县工农纠察队队长。

1927年冬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任茶陵县总工会主席、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县委书记。1928年5月在中共湘赣边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湘赣边特委委员，后负责湘赣边工农兵政府土地部工作。6月起任中共永新县区委书记，湘赣边特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红军第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兼工农工作委员会主任。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随部队进军赣南、闽西，先后任红4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第4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次年5月起，任闽西红军学校校长、红1军团第12军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委员，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建地方部队，为主力红军输送大批武装力量，并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开展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被调往瑞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与张鼎丞、邓子恢等一起领导闽西地区军民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见闽西红军三年游击战），抗击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中共闽粤边特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第2、第3支队副司令员。率领第3支队进入皖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同日军作战，曾取得马家园、繁昌等战斗的胜利。

1940年4月调往苏南，主持东路地区党、政、军工作，领导该地区人民武装，打击日伪军和顽固势力，扩大抗日局面。后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苏南区委员会书记，领导苏南军民挫败日伪军“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1943年1月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中共淮南区委员会书记，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扩大抗日武装。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同司令员粟裕指挥苏中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后兼任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许世友一起组织指挥了胶东保卫战，周张、潍县等战役。1948年9月参与指挥济南战役，在促使国民党军吴化文部队起义中，做了大量工作。淮海战役中，是中共总前委成员之一，参与战役的组织和指挥。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4月兼任第7兵团政治委员，指挥第7、第9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同年5月杭州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52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代理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和治淮委员会主任，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54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是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1958年增补），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谭震林三不该

文革时期，谭震林遭四人帮批斗，谭震林愤怒的说出“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接着，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叶剑英趁机配合道：“老干部是国家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证？还怎么做工作？”

饱尝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地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

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红旗》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当周恩来为此间陈伯达、康生时，他们明明看过这篇社论，而且陈伯达还是签发人，但当面却撒谎，矢口否认看过。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他接着说，斗干部株连家属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抗争”中的名震全国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由于江青等人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事激怒了毛泽东。两天后，即2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江青一伙撑腰打气。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下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