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赵煦登基亲政后曾一度打压元祐大臣，是为何？

元祐更化,发生于王安石变法十余年后,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一个转捩点。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事情还得从“元祐更化”说起，宋神宗病逝之后，年仅9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虽然执政能力非常出色，一度形成了“元祐之治”，但由于在此期间赵煦备受冷遇，且生活各方面受到诸多限制，这使得他与高太后之间矛盾极度尖锐，这也延续到了他对元祐党人的厌恶之中。由于高太后执政期间大肆起复旧党官员，赵煦在亲政之后便自然对元祐旧党进行了打压。

神宗病逝之后的“元祐更化”，重新起复的旧党大肆打压新党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崩逝，年仅九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由于皇帝年幼，宣仁太后高氏按宋真宗皇后刘娥先例，垂帘听政。

宋神宗驾崩之后，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高太后向其询问执政方针，司马光连上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就是八个字“广纳谏言，废除新法”。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的身份入朝拜相，而另一位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的吕公著也重新被起复，拜为尚书左丞。

宋神宗时，司马光因反对新法而隐居洛阳长达十五年之久，在其重新被起复之后，多年来遭受的压制全部爆发，他将变法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并全盘否定新法，认为新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在他的主持下，新法大部分被废除，旧法被逐步恢复。

自此开始，新党旧党之争重新燃起，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之中，旧党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从未停止。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通过大肆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甚至不惜通过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而其中之最，便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案——车盖亭诗案。

由于新党蔡确曾在立储之事中与高太后有怨，旧党于是利用这一矛盾，对整个新党进团进行了数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蔡确不仅被贬，且和章惇、韩缜一起被斥为“三奸”，而对于早已被司马光贬斥的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度重贬，甚至连地方为官的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也没有放过。

在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之中，她不仅对司马光信任有加，甚至在司马光死后，仍旧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贯彻到底，而旧党的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均在此期间受到重用。几年之间，朝中完全被旧党把持，而新党则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史称“元祐更化”。

赵煦与高太后矛盾激化，并延续到了新旧党争之中

虽然高太后的执政才能非常出色，其“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史称“元祐之治”，而她本人更是被誉为“女中尧舜”。然而，由于她与哲宗赵煦之间尖锐的矛盾，导致朝中党争极为严重，造成了一定的朝政动荡。

高太后与哲宗赵煦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方面：皇帝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自然没有问题，但到赵煦十七岁亲政之时，高太后仍然持续听政，而大臣们同样没人劝说太后撤帘还政。由于高太后的座位与赵煦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奏事时，便是背对赵煦，以至于赵煦亲政后谈及垂帘听政，说自己只能看见官员的臀部和背部。而由于官员们向来只向太后奏事，有事也根本不咨询皇帝意见，这导致赵煦一直就像个摆设一样，赵煦虽然对此极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在朝堂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这句话中，已经暴露出了极大的不满。

2、生活方面：高太后在生活上对赵煦的管教极为严格，为避免其亲近女色，便派了二十多个年长的宫女照顾其起居，甚至连其自由活动空间也加以限制。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时，大臣刘安世和范祖禹直接上书要求皇帝自重，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虽予以了搪塞，但事后却对赵煦身边的宫女逐个进行了审问。此外，大臣们更是希望通过教导，使得赵煦成为一个宋仁宗那样的仁君，而不是宋神宗那样锐意进取之君。这一切，看似是为了宋神宗好，但长此以往却激起了其严重的逆反心理。

3、赵煦生母待遇问题：赵煦的生母朱氏出身微寒，虽然生下了皇帝赵煦，但一直以来都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毕恭毕敬，但高太后对其却极为严苛。赵煦即位后，想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而朱氏却只能被尊为太妃，朝中大臣更是希望降低朱氏的等级，从而凸显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这使得赵煦对高太后对大臣们极度不满，直到高太后去世，赵煦亲政，他立即便下令将母亲的待遇提升到了与皇太后向氏一样的等级。

总之，高太后垂帘听政期间，赵煦对其和朝中大臣已经积蓄了太多的不满，只不过由于尚未亲政，他无法予以处置罢了。在高太后去世，赵煦亲政之后，这一切便全面爆发了。

赵煦亲政之后，元祐党人被全面打压

对于赵煦的不满，高太后并非没有感触。元佑八年(1093年)八月，高太后垂危之际，便曾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皇帝亲政后必然要启用一批新人，要其早做准备，今早退出朝廷，从而保全身家性命。

元祜八年(1093年)秋，高太后病逝，赵煦开始亲政，他立即重用了章惇、曾布等革新派，元祐党人开始遭到毁灭性打击。苏轼、苏辙等旧党官员被贬值岭南一代，就连已经去世的司马光也遭到追贬，而在章惇等人的挑拨下，甚至要以“老奸擅国”为名追废高太后的太后称号和待遇。同时，对元祐年间的一切政策进行调整，恢复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并停止与西夏和谈，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

仅在元符元年，被惩处的元祐旧党就多达八百三十多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便是赵煦长久以来所积压怨气的一次全面发泄。不过，虽是发泄，但与高太后一样，赵煦却将这种情绪贯彻始终，在其统治期内，这些被打压的元祐旧党，根本没有任何翻身之日。

绍圣初年，朝廷巨星郊祀大礼，朝廷按例要颁布大赦诏令，原本就算是死刑都可以被赦免。但当有大臣请示，是否可以赦免被贬谪的旧党官员时，赵煦却立即予以了拒绝。绍圣四年(1097年)，又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赵煦再度拒绝，甚至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都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