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无为政治到独尊儒术，汉武帝经历了什么思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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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建立后，刘邦、吕雉采用道家的“无为政治”。在文景统治的四十年间，汉文帝和信奉黄老术的窦后及一些大臣，继承汉初“清静无为”的统治方针，以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政治的主导思想，大力推行无为政治。他们采取许多稳定政局，安定社会的有效措施，颁行一系列有利休养生息，发展社会生产的政令。
为了避免兵祸之害，对南越王僭号称制一事，汉文帝采取怀柔的政策。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汉朝同样尽量避免兵乱，开始即与匈奴结和亲。后来匈奴背约，经常骚扰边地，汉朝以防御为主，加强边郡守备，即使发兵抗击匈奴，也是以驱逐塞外为限，不进兵深入其地。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战乱，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利用社会生产的发展。
为了谋求安定的局面，汉廷广兴教化，礼法相辅而行，使天下民心“向道”,遵守封建法律道德，从而达到清静无为。民风对稳定社会秩序，谋求安定局面关系极大。汉文帝时期，倡导优礼高年长者，规定“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汉书贾山传》),即九十的蠲除一子赋役，八十的免去两口算赋。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特遣谒者劳赐三老、孝悌、力田、廉吏，予以物质嘉奖，表彰他们为民表率。同时，又以户口计数，增“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汉书·文帝纪》),以广兴教化令悉心于“导民”。这是通过兴教化，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劝励百姓勤于农事，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与此同时，又兼施禁网，礼法并用。文景时期的刑罚，因“惩恶亡秦之政”(《汉书·刑法志》),主张无为自化，律令趋向简易，相继废除秦及汉初一些酷法。如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继惠帝、高后除挟书律、三族罪和妖言令之后，又诏令废除相坐律。相坐律指一人犯罪，连坐家室，是秦朝的酷法之一。汉文帝废除相坐律，对限制某些酷法，多少起了一些作用。文帝二年(前178年)五月，又重申废除“诽谤、妖言之罪”(《汉书·文帝纪》),说明吕后除妖言令，实际并没有认真实行，或者中间又恢复此令。
汉文帝废除酷法，主要的是除肉刑。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被解送长安狱中。他的小女缇萦随父来到京师，并上书汉文帝，表示愿意没为官奴婢，以赎其父的刑罪。汉文帝遂下令废除肉刑。汉代的肉刑有三种，即黥刑、劓刑和斩左右趾。所谓“除肉刑”,实际是改刑种，并未彻底废除。即黥刑改髡钳为城旦春(服苦役);劓刑改笞三百;斩左右趾改笞五百。但是由于答数太多，受答致死者屡见不鲜，因此用答刑代替肉刑的做法，“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连汉景帝也认为，“加答与重罪(死刑)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同上),可见文帝除肉刑，实际成了轻罪重罚，比肉刑还要残酷。
由于该笞刑太重，景帝即位后，不得不一再减刑。如景帝元年(前156年)五月，下令答五百减为三百，答三百减为二百。尽管如此，受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同上)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再次下令笞三百减为二百，答二百减为一百，还专门制定了《筮令》,对施刑的方法及所用的刑具，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在量刑断狱方面，文景时期也相对放宽。有一次，汉文帝出行至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走，不断御驾车马受惊这位“犯跸”者被判以罚金。汉文帝为此动怒，认为廷尉张释之量刑太轻。还有一次，有人盗取高庙玉环，张释之以弃市罪论处，汉文帝再次暴怒，认为应该处以灭族。但是这两次量刑，张释之以“法如是”为由，都没有依文帝之意行事。这比起秦的擅杀擅刑，应该说刑罚相对放宽了。
到汉景帝时，狱讼审处更趋谨慎，谳疑即是一例。谳疑原是汉初的规定但是官吏并没有认真实行。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诏令如有疑狱不服者，可由官府重新评议。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对谳疑又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即疑狱要由官府重新评议，如官府不能决断则移交廷尉处理。凡参加疑狱评议者，所议如有不当，不以过失罪论处。实行谳疑的本意，“欲令治狱者务先宽”(《汉书·景帝纪》),姑且不论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它至少有了核查疑狱的余地，也是刑罚放宽的表现。至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又诏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以及孕妇，师(盲瞽者)、侏儒在囚禁审讯时，可不加刑具。
从总的情况来看，文景时期的刑罚，与秦朝的苛法严刑相比，显然轻简多了;与惠帝高后年间比较，也是更趋于放宽。但是汉律作为统治工具，在文景时并治束之高阁。当时的“法未”与“德治”,始终并行不悖。甚至秦朝某些酷法，文景时依然实行未废。如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新垣平因欺君骗局败露，被夷灭三族。
再如，汉景帝即位时，称颂文帝“除宫刑”(《汉书·景帝纪》),然而到景帝中元四年(前146年),此项酷刑又恢复。早在文帝时，郎署长冯唐就魏尚的刑赏问题，当着汉文帝的面已经指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汉书冯唐传》)魏尚乃是云中守，汉文帝对他尚且如此，对下层人民就不言而喻了。到景帝时期，晁错为御史大夫，法令多所更定，律令多达三十章。
可见文景时期，与兴教化同时，又兼施法网，就是礼法并用。正由于礼法并行，相辅相成加以惩戒秦的苛法严刑，律令趋于简易，“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因而使“告讦之俗易”,民风日益转向笃厚，终于出现“禁网疏阔”的景象。史载文景时期“刑罚大省”、“在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其真实含义即在于此。
此外，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文景时期多取谦让宽容，以礼相待，因而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这对于稳定政局至关重要，也是推行清静无为的重要条件。
如文帝即位不久，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书…·文帝纪》)。每次上朝时，郎、从官上书疏，未曾不止辇受其言，可谓从谏如流。汉文帝重申除“诽谤、妖言罪”,也是为了广开言路，以“闻过失”。
这其中不免有溢美之词。但纳言从谏对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无疑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对于大臣勋贵，则待之以礼。右丞相周勃因拥立汉文帝，居功自傲，罢朝时往往得意洋洋，汉文帝对他十分恭谨。后来有人告发他谋反，周勃被捕下狱，受到狱吏的刑辱。经过一番周折，周勃以无罪释放，恢复原来的爵邑。
事后贾谊进谏，主张对有罪大臣励以廉耻礼义或者撤职乃至子“赐死”,认为刑辱大臣不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其目的在于改变秦以来君臣相互猜忌、相互杀戮的不正常的关系。汉文帝深纳其言，从此大臣有罪皆自杀而不受刑。
文帝十年(前170年),将军薄昭杀汉使者，汉文帝对男交不忍加诛，乃派公卿与之饮酒，企图让他自“引决”,群臣还穿着丧服前往哭吊，最后薄昭被迫自杀。然而，汉文帝对诸侯王的宽容，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因而助长了诸侯王的嚣张气焰，终于酿成了祸患。
上述文景时期大力推行无为政治，统治者“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汉书·食货志》),结果造成一个“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汉书·刑法志》)的社会环境。这就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正是因为“无为政治”带来的一些弊端，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为进一步强化中央政权，彻底解决西汉朝廷的危机，不再沿用无为政治，而是接受儒学，实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全面推行著名的“推恩令”，解决了诸侯势力过大的问题。而在对待匈奴的问题是不再坚持和亲，而是选择以暴制暴，最终打得匈奴落荒而逃，从此再也不敢进犯汉朝的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