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朝最牛岗位，跟皇帝顶撞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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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59年，雄才大略的后周皇帝柴荣带着满腹遗憾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位被誉为“五代第一名君”的皇帝除了未能完成统一华夏的夙愿外，还要担心自己的身后事—39岁的他只有一个六岁的小儿子，他面临着许多皇帝不愿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状况，他只能委任范质、王溥、魏仁浦并相，顾命辅佐幼帝。
按道理说，这三位最可能成为丢了性命的倒霉蛋，因为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新帝登基不久，“陈桥兵变”就发生了，赵匡胤在出征途中被众将拥立为帝，大部队奔回首都，逼小皇帝禅让。后周的孤臣孽子，安有命焉?所幸赵宋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前朝旧臣与皇室都得到了新朝的优待与礼遇，范质等三人继续被任命为宰相。
宋乾德二年(964年)九月，范质病逝，太祖闻讯，罢朝三日，以示哀悼。其他两位也都以宰相高位退休，得以善终。在这里，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跟前面五个短命王朝不一样的气质—以宽仁之精神立国。
两宋三百余年，也曾出现过几个未成年便继位的小皇帝，如宋仁宗继位时只有12岁;宋哲宗继位时只有九岁;宋恭帝继位时只有四岁。但宋仁宗与宋哲宗亲政后，都没有对辅弼他的老臣大开杀戒。由此来看：若要当顾命大臣，还是待在宋朝最安全。那么，宋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首先是一项宪章性的约束。赵匡胤取得帝位后，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立了一块石碑，平日用黄幔遮着，夹室的门紧锁。此后，凡有新君继位，到太庙拜谒完毕，都要入夹室恭读誓碑上的誓词。靖康年间，金人攻陷汴京，太庙大门洞开，人们才看到石碑上的三行誓词，其中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一誓约基本上得到赵氏子孙的遵守。
宋神宗曾因用兵失利，欲斩杀一名转运使，却受到大臣的坚决抵制。宋神宗最后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宋哲宗朝，保守派阵营的元祐党人被逐，新党重新得势，宰相欲严办元祐党人，但宋哲宗反对，章惇也只能罢手。
赵匡胤立下的誓约以及由此形成的惯例，显然束缚了君主诛杀士大夫的权力。一个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恶极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着担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杀头的，即使他处处跟皇帝作对。
其次，权力结构的稳定，使宋代没有真正名分上的顾命大臣。
宋朝未设“顾命”制度，老皇帝在临终前，并没有特别指定若干重臣为托孤大臣。尽管如此，那些先帝时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权交接过程及新朝开局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留下遗命：12岁的赵祯继皇帝位，“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根据遗命，辅臣商议如何起草遗诏，宰相丁谓欲讨好刘后，提出将“权”字删掉。参知政事王曾坚决不肯让步，说：“女主临朝，已是非正常情况，称‘权’已属无奈，你还想将‘权’字删去，是什么意思?”丁谓不敢再坚持己见。
宋神宗病重之时，宰相蔡确曾有意拥立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为皇储，为此他试探过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见，但王珪说：“皇上有子。”他认为皇位应该由神宗的儿子继承。
王曾、王珪等名相虽然没有被叫到皇帝床前托付幼君，但他们却在立嗣、太后临朝等重大事件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这些宰相虽无顾命大臣名分，却尽到顾命之责，辅佐幼主，稳定朝纲。
宋朝出现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但从未产生过“女主祸政”的乱象，这又是为什么?
宋朝君主不亲裁政务，虽然一切诏书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基本上都是执政官熟议后草拟出来的意见，皇帝照例同意即可;治理天下的执政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君主只要协调好政府与台谏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均衡之势，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会对整个帝国的权力运转构成巨大的障碍。因此，也没有必要为小皇帝专门成立一个顾命大臣团队。
也正是因为皇权象征化，临朝听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现权力膨胀。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权责，不容相侵，一旦出现女主专权的苗头，立即就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和抵制。
顾命大臣之设，通常是因应皇权专制之需的产物;而顾命大臣之被诛，则是其隐权力通过自我繁殖，高度膨胀，进而威胁到皇权专制的缘故。宋朝政体并非皇权专制，君权、相权、台谏权各有分际，权力的运行自有程序与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着在一个理性化的权力结构中，突兀地设置顾命大臣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