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皇帝朱由校在历史上是个什么样的皇帝？被满清抹黑的末代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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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里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昏庸无能，让妇人把持朝政，滥用私刑，致使忠臣良将惨遭横祸，百姓对他失去信任……几百年过去了，无数人都以为朱由校是这么一副德行，很多人一听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第一反应就是这家伙是个文盲和木匠，不适合当皇帝，明朝就败在他的手上。事实真的如此吗?
天启帝真的是文盲吗?绝对不是。不要听信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的瞎说，造谣很不好的。在《明实录》里，内阁首辅叶向高和朱由校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叶向高)
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朱由校)
天启帝每日批阅文书，哪里文盲了?天启皇帝的讲师丁绍轼也曾说过：“今上冲年嗜学，经筵、日讲二者兼举，经筵以季举，日讲则日日举之，非甚寒暑不辍也。”
天启帝真的不务正业只做木匠活，不留心政事吗?绝对没有。在明朝宫中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中，天启皇帝的确喜欢玩木工游戏，但并没有就此荒废朝政，而是“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古人向来言简意赅，这“倾耳”二字，可见天启帝确实没有玩物丧志、不理朝政。
天启帝最被人诟病的是他纵容魏忠贤，打压东林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朱由校即位之初，那些鞍前马后出了死力的东林党人们，也跟着水涨船高：叶向高做了首辅，赵南星做了吏部尚书，邹元标做了左都御史，高攀龙做了光禄卿，杨链做了左副都御使……从行政权到人事权再到监察权，东林党人几乎控制了朝廷所有的重要部门。《明史》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众正盈朝”。然而，就是在这个“众正盈朝”的时期，明军在辽东战场上节节败退，因为东林党的自私自利，熊廷弼被排挤打压，最终导致广宁兵败，六万大军惨败于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东北战场几乎全线崩溃。
消息传来，天启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朝廷上的大臣们却忙着党争。皇帝下诏书让文官不要争了，被当成了耳旁风。又过了两个月，东林党人还是相互推诿、拿不出办法，天启帝怒了，再发旨意。这道圣旨之后，天启帝开始罢黜东林党人，对朝廷进行了一次大换血。“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徵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事实上，东林党人代表的江南官商士绅集团，几乎占据了明朝最为肥沃的土地资源，经常利用朝廷里的既得利益者为其拖欠税款、偷税漏税。他们党同伐异，不管哪个领域，都想要安插自己人在里面，哪怕这个人无才无能，只要能巩固东林党的权益，他们就乐此不疲。
魏忠贤一上台便组织罪证将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前后数十人罢斥，左光斗、魏大中、汪文言等人还被投进镇抚司监狱。魏忠贤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把锋利的尖刀，发挥了“考成法”的考核监督作用，使他能够从江南官商士绅的手中尽量足额的收取赋税、追缴欠款，让朝廷有足够的经费去应对辽东的战事，并且在河南百姓受灾时还能免除税粮，从内库拨款赈灾。没有魏忠贤，军饷从哪里来?
借助宦官打压东林党是天启帝的一种政治手段，魏忠贤虽然专权，他也只是皇上的家奴，对皇权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这点从崇祯帝上位后轻松干掉魏忠贤就可以看出。
天启帝为了解决早已存在的财政支付问题，除了保持万历朝征收商业税的政策不变之外，还对农田的买卖征税，这一方面扩大了财源，另一方面还抑制了土地兼并。他还经常用内帑给边军发工资，当时军饷充足，边军士气旺盛，后金屡次进攻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天启帝也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
天启四年，毛文龙发来一份情报，声称后金和蒙古勾结，存在绕过蓟镇攻入关内的可能，希望朝廷严加防范。对此，朱由校高度重视，立即做了详细安排。《明实录·明熹宗宝训》：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
20岁的天启帝，对努尔哈赤认识非常深刻，“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认为他很可能绕道攻入关内。他要求沿途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防守隘口的将官“昼夜不时防守”，以及防止“奸细夹带情形”。最后，朱由校还要求确保辽东的后勤补给充足。可以说，天启帝对局势认识很清楚，安排得非常仔细，可谓滴水不漏。如果后来崇祯能够这么安排，又岂有清军五次绕过蓟镇入关劫掠?
天启六年，袁崇焕上书声称，依靠关外修城屯田，就足以让后金不战而降。《明熹宗实录》记载：“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天启帝对袁崇焕的吹牛忍无可忍，连用六个排比句对他愚蠢的筑堡屯田推进战略进行质问，怼得袁崇焕哑口无言。《明熹宗实录》：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 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天启帝认为“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努尔哈赤不会投降，而且想要取胜就必须战斗，“胜无轻谈也”，因此要“蹈实而做，需时而动”。对于袁崇焕的筑堡屯田推进战略，他是不同意的，因为后金多次进犯辽西走廊，破坏屯田，抢夺粮食，袁崇焕的这个想法极有可能是为后金进行了囤粮。以后的事实证明，天启帝的看法没有一点错误。
天启七年，23岁的朱由校病亡。在他统治时期，大明没有损失一寸土地，国库没有亏空，辽东军饷充足，底层百姓赋税也不重。他重用魏忠贤，一是为了对抗东林党，二是为国库敛财来填补军饷和天灾所需的赈济。后金在他当政期间，没占到半点好处。满清编纂的《明史》，对他的抹黑，也就无所不用其极了。
天启帝死后崇祯帝继位，所有政策都反过来了。崇祯帝杀了魏忠贤，把魏党清除得一干二净，魏党里的人才也都被贬黜。东林党再次做大，可他们只会空谈与党争，朝政更加混乱。袁崇焕夸下海口，说“五年平辽”，崇祯居然信了他，辽东的军事政策开始不断地失误，每年都在损失国土。崇祯帝先减税免税，导致国库空虚，军饷严重不足，后又极力加税，让底层百姓生活更加艰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后来他心灰意冷，在煤山自缢。
清军入关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投降了满清，清廷任其为礼部右侍郎，成为修《明史》的副总裁。文人的笔，可以空谈，也可以杀人。天启帝对东林党的压制，也是《明史》对他抹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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