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周厉王真的是为暴君吗？真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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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姬胡任用“好专利”的荣夷公做执政的卿士，“国人”很是不满，制造了“国人暴动”;就是在这一年。随后周厉王姬胡被赶到了彘地，并于十四年后死在了那里。这是被记载在《国语周语上》中的一段历史。

因为这一事件，姬胡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无道”暴君。后世的学者们总结为两个罪名：其一是出自《史记周本纪》上的记载，说是厉王暴虐，使得“国人”都诽谤他，后来他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去监视他们，有敢于诽谤的，就会被杀掉;吓得“国人”们在路上相遇，只能去确定一下眼神，再不敢多说一句话了。即便是召公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规劝他，他都不听。其二就是厉王任用了“好专利”的荣夷公来给他敛财。

基于他以上的暴虐行径，在他死后，盖棺定论的时候，给他赢得了一个“厉”字作为谥号。“厉”的谥号的涵义在《尚书逸周书谥法解》上说得很明白，“杀戮无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愎狠无礼曰厉、扶邪违正曰厉、长舌阶祸曰厉。”如此一来，厉王的罪名也就妥妥地背下了，一直背了几千年。

那么，历史上的周厉王真的是这样吗?

周厉王谥号“厉”的由来

既然说到了谥号，我们不妨先从他的谥号由来说起，《白虎通义疏证右论帝王制谥之义》称“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谥之”，也就是说厉王的谥号是由他的大臣和贵族们给他定的。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是有一些晕。

当我们看惯了和珅那般专拍皇帝马屁的大臣，以及“三家分晋”那般当着国君的面分了国君家产的大臣，我们就更有些困惑了，那些在周厉王死后，给他定了“厉”这个谥号的大臣，究竟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呢?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西周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君臣的关系了。

西周克商以后，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也就成了周王室的囊中之物。根据“分封制”，周王将这些土地、人民分成一些份，分别赐予他的一些亲戚、子弟。并要他们带着他们各自的族人、周王赐予他的人民去受封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金文《大盂鼎》铭文所载的“受民受疆土”了。

《说文》称：“国，邑也。”(值得醒目的是，此时的“国”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家”的“国”并不是一回事)国君们在“邑”的周围筑起围墙，围城内称之为“国”，贵族、诸侯的族人以及服务于贵族的小手工业从业人员居于其中，称之为“国人”;围墙以就是“野”，居住着周王授予的殷商移民、受封地的原住民，还称他们为“野人”。

何兹全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一书中说，最初的“国人”是包括了贵族的，因为贵族们也居住在“国”中。到了西周末年、春秋时期，贵族才逐渐从“国人”中分化出来。尽管如此，还是保留了氏族民主制的影子，“国人”还有强大的社会势力，对政治问题很有发言权，而且可以参与政治活动，过问国家大事。甚至都有“询立君”，即废立君主(据《周礼小司寇》)的权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国人中是包含了一部分贵族的;同时，“国人”们所具有的权利，自然也可以为贵族、大臣们所有了。

同时，西周时期的“封建制”，又是层层分封的。即天子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又将受封的土地分成几块授予卿、大夫。这便是孔子所说的“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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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层层的分封所形成的诸侯、卿、大夫都被授予一定的爵位或者官位，同时享有其受封土地上所得利益的绝对支配权。他们定期向其封建主进贡，并随同封建主进行征伐等。当然，天子、诸侯也会留下一块自领的土地，由自己的家臣代为掌管，并依托这些土地获得经济利益。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君臣关系，也不像我们所熟知的帝制皇权时期，君主对大臣们有绝对的权威，甚至是杀罚的权力。更像是一个以土地大所有者为中心的所有土地所有者共同构成的统治团体。所以，他们是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废黜厉王，进而送他一个“厉”的谥号做恶名的。

周厉王、荣夷公所推行“专利”的具体举措虽然在《国语》、《史记周本纪》中没有做正面交代，细玩文义，我们大概可以断定，不过是周厉王将山林川泽之利收到了自己手中，使“诸侯不享”(据《国语周语上》)。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讲，正是因为厉王“专”了山林川泽之利，侵犯了贵族、“国人”的利益，才致使了“国人”们的反抗，贵族们在其死后还不忙送他一个“厉”的谥号

历史上真实的周厉王应该是怎样的呢?

那么，厉王君臣“专”了山林川泽之利，这个事件本身是否可以视之为“厉王虐”的理由呢?或者说，厉王君臣的“专利”，是否有他合理的理由呢?

《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称：“厉王无道，戎狄寇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多友鼎》铭又称严允入侵。以上的引文中称“厉王无道”，导致了内忧外患似乎是不太合理的。因为这种戎狄侵掠的情形是早在厉王当政之前已经出现了的，并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钱君倒以为，正是因为迫于内外交困的情形，厉王不得不四处征伐才最终落了一个“无道”的罪名才是。

如《史记楚世家》中说得就很明白了，“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由此，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讲：厉王于周王室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中继位，通过一系列抵御戎狄侵掠战争的胜利，才暂时缓解了这一局势的每况愈下，进而促成了宣王时期的中兴。

当然，凡是战争总会有利有弊，总要难以避免导致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如此看来，周厉王、荣夷公所推行的“专利”也是无奈之举，厉王未必应该独任其咎呢。正如汉武大帝的赫赫战功，又何尝不是以国库亏空，百姓生灵涂炭为代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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