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能容人、用人的原因是什么？与什么有关
今天我爱历史网小编给大家带来唐太宗李世民能容人、用人的原因是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封建社会，说白了就是人治;而贞观年间清明政治风气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皇帝李世民个人。你不信?那我举个例子：
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子，他先后跟随妹夫南征北战、参与玄武门之变、为贞观之治献策献力，无论在任何阶段，他都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一展所长。而李世民对他也是无比信任，君臣关系无比和谐。后来凌烟阁功臣录设立，长孙无忌排名第一，可谓实至名归。
但在李世民死后，作为托孤重臣的长孙无忌虽仍为大唐劳心劳力，但也干了不少缺德事，比如诬陷吴王李恪，并将其逼死;排挤陷害宗室名将、江夏郡王李道宗，甚至将其流放而死等等。但他的外甥唐高宗李治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武则天的挑拨下，他默许将亲舅舅处死，残忍的君臣关系、亲情关系令人心寒。
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前后阶段表现差别如此之大?关键在于皇帝是谁。在绝对皇权时代，皇帝个人的意愿，决定了政治是否清明、君臣关系是否和谐。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任何朝代都有魏征这样的忠臣，但不是随时都有能克制自己喜好、从谏如流，并能从容驾驭群臣的明君。若换一个昏庸的君主，魏征这样的人可能活不过两集。
那么李世民为何能容人、用人?这与他的出身、经历密切相关。
李世民出身传统贵族，本身就具备极高政治水平
李世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娃，他的父亲李渊，继承了祖传的唐公爵位;而这个爵位，是当初李渊的祖父李虎跟随宇文泰四处血战、靠着实打实的军功得来的;而往前追溯，李虎是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五世孙，而李暠自称西汉飞将军李广十六世孙(这个就不好考证了)。并且，李渊的母亲是独孤信之女，而独孤信还有另外两个女儿，一个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另一个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也就是说，李渊跟隋炀帝杨广是表兄弟，李世民得喊杨广为表叔。
而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家境也同样显赫。李渊的老丈人窦毅在北周时位居上柱国，并且娶了宇文泰之女襄阳公主;如果往上追溯的话，其家族源自东汉外戚窦氏，也称得上世代显贵。
而在科举制度诞生以前，中国古代的政治几乎被权贵门阀把控;而贵族们为了维持优势，在家族的教育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比如我们熟知的书圣王羲之，他为什么如此优秀?因为他的家族琅琊王氏垄断江南士族数百年，在东晋时期甚至辈辈都有人当宰相;所谓的“王谢堂前燕”，第一个就是他家。所以他才有钱、有时间、有老师去好好练字...
而李氏家族出自北周陇西贵族，在弱肉强食的南北朝时代，为了保持政权竞争力，这些人世代享受最顶级的教育，还饱受权贵圈政治、文化的熏陶，其个人水平，远非后世一些白手起家的帝王家族所能比拟。在太原起兵前，刘文静就曾向他人夸赞李世民“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即像刘邦和曹操。
这一点，就是李世民的天生优势。
出生军旅、常年奋战在第一线，深知江山得来不易
中国古代亲自打江山的皇帝不少，但像李世民这样从头至尾亲临第一线的比较罕见。他年仅16岁时，应征救援落入突厥包围圈的隋炀帝;其后跟随父亲镇守太原，多年与突厥铁骑对抗。
而在太原起兵后，那些对大唐至关重要的血战，基本都是李世民亲自指挥的，比如西进长安途中血战宋老生，平定曾让唐军吃了大亏的西秦薛氏父子，击败刘武周、收复太原，血战虎牢关、一战击败窦建德与王世充，讨伐刘黑闼等等，在这些战斗中，他几乎每次都在第一线冲杀，甚至多次差点踏进鬼门关。
在冷兵器时代，多年冲杀在第一线，看尽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对人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饱尝战争艰辛的李世民，深知创业的艰难，也与那些跟随自己的文臣武将感同身受，并建立起一定的战友情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世民从来没有架空、屠杀功臣，因为他自己就是功臣中的一员;同时，正是因为深知打天下的不易，他才有听取意见、任人唯贤的主动性。
因此，贞观年间的和谐君臣关系，主要得益于李世民的个人经历。而后世的其他帝王，很少有他这种从战场中浴血奋战成长起来的阅历。
李世民与他的臣子们，对隋朝灭亡的教训刻骨铭心
当初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太原起兵，正是看准了杨广失道、天下大乱;而其后跟随他们的朝廷文武，大部分是隋朝的旧臣，以及收编自各路起义军。身为乱世的亲历者，初唐君臣对于统治失序带来的巨大浩劫有着深刻体会。在即位后，李世民时常与那些隋朝老臣交流，探讨杨广为什么会败坏其父亲杨坚留下的雄厚基业。
隋炀帝为何会失败?原因固然有方方面面，但与他凭借个人出众才华、刚愎自用脱不了干系。李世民时常阅读杨广的书作《隋炀帝集》，看完后发出这样的疑惑:“看他的文章，处处包含着尧舜之道，但为啥行桀纣之事?”
而那些隋朝旧臣们的口径则很一致:“依仗才华，刚愎自用，不听人言。犯了错误自己却茫然不知。”
李世民不禁感慨：“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名言也是由此总结而来。
此外，他还多次指责手下的隋朝老臣当初为啥不向杨广进谏。比如在贞观元年，他就质问杜淹，当初为啥不劝阻隋炀帝巡行江都;后者狡辩杨广听不进去不同意见。李世民随后则发出了灵魂三连问：
你知道杨广听不进谏言，那为啥还要在他的朝堂里混日子?
既然你在他手下领俸禄，那为什么不尽忠进言?
如果你说自己当初在杨广手下人微言轻，那么后来去王世充那里位极人臣，却仍旧不进谏，这又怎么解释?
一番轰炸下，杜淹被噎得无言以对，只得表示今后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李世民这才转怒为笑。
就是在这种危机感之下，贞观年间才出现了君明臣直、上下和谐的官场景象。但可惜的是，在李世民死后，自小养尊处优的唐高宗李治逐渐失去了这份危机意识，朝廷中逐渐缺少敢言直谏之臣，大唐的政治风气逐渐走上了下坡路，直到唐玄宗前期才再度有所改观。
说到底，在王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由于缺少机制的制衡，若要实现和谐的君臣关系、清明的政治风气，很大程度上要靠皇帝个人;但个人总有喜怒哀乐，总会有弱点，这也是我国封建王朝总是走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怪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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