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巧解家乡琐事:安抚家人别得罪乡里

皇帝都有三门子穷亲戚，更何况从湖南山冲里走出来并逐渐在皇城根下站稳了脚跟的曾国藩!曾哥老家荷叶塘的穷亲戚一大把，家人也基本待在山冲里，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他剪不断，当然也没法剪，因为剪了就是不孝。

道光二十四年，是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上升期，他却在家书里记述了一些自己和家乡的小龃龉。那么，他是如何化解这些小龃龉的呢?

职场上升期应酬渐多名声渐起

公元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处境渐渐改善。首先是居住环境，于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搬到了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共有房屋28间，每月房租为三十串钱，曾哥很惬意地说：“极为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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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曾哥在京这几年坚持读书提高，修身养性，功夫也慢慢显示出来了，他在该年五月十二日的家书中交代：“今年应酬，较往年更增数倍。”那都是些什么应酬呢?信中有罗列——

一、为人写对联，客户大多来自四川和湖南，忙到了“日不暇给”的地步。几年的练习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敢拿着毛笔出来抖一抖了。

二、借钱的也多了。曾哥的收入虽然有改善，但也不至于多到请人帮忙花钱的程度，所以借钱的十有八九是失望而归的。不过曾哥还是很注意态度问题，“不管有借无借，多借少借，皆须婉言款待”。

三、各种酒席拜会客人诸事。

四、接见门生，这件事“颇费精神”。这一年，曾哥会见的最有名的门生是湖南新宁的江忠源。当时郭嵩焘在座，谈笑风生一番之后，送江忠源出门，曾哥忽然对郭嵩焘说：“江同学必定立功名于天下，可惜死于节义。”当时天下还算太平，曾哥却说出这么一番血淋淋的话来，让人大吃一惊。可见他长期阅读史书，读出一些道道来了。

这时候曾国藩在湖南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家书里，他承认“而省城之闻望日隆”，在长沙城的名气越来越响，但自己也不知道名声是怎么提升上来的。

而当时最大的好消息是，道光皇帝要接见他。五月十二日的家书透露：在五月十日，朝廷就有谕旨，皇上从十六日开始，要接见一批身份不高的官员，酌情提拔。接见名额为每日两名，曾国藩排在第六位，按日子推算应该是在五月十八日。曾哥高兴地说，这是皇上的“勤政求才之意”。这个传统，已经实施了十六年，道光皇帝似乎还是很重视人才选拔的，不然，他也不会提拔出林则徐。

果然，五月十八日，道光在勤政殿接见了曾国藩，君臣一番交谈，道光皇帝感觉满意，于是提拔曾国藩为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还获得出外主持考试的美差。这下好了，曾国藩有余钱支援家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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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哥，你在京城混得那么风光，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家乡人知道吗?

琐碎乡间事安抚家人不要得罪乡里

曾国藩在京城蒸蒸日上，家里来了五封信，一封是曾老爸的，其他都是弟弟们的，诉说了家里一些事情。这跟曾哥在京城的风光形成了对比，它们琐碎、繁杂，但又不得不去处理。

首先是给乡亲送手信的问题。曾哥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到，家乡有个叫西冲的地方，有四户乡里，因为手信送得孤寒了一点，结果惹得人家不高兴，“送项太简致生嫌隙”，嘴巴里碍于我曾国藩是京官，不好说，心里肯定是有埋怨的。曾哥想得周到，特意捎信回家，加以说明，“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让他们知道我家也没那么富裕，不到之处还请多多包涵。曾哥可能考虑到家里人懒得跟人解释，于是又补充说：如果父亲大人觉得没有必要跟人“开诚布公”，那这封解释信就扔进废纸篓作罢了。父母大人的意思第一紧要，儿女在人际关系上不擅自做主张，这是曾哥遵循的孝道。

接下来的事情更头疼，当地大族常家要与曾国藩的四弟结儿女亲家。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是想跟弟弟你结亲家，而是想跟我结亲家，想仗我的势。

曾国藩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愿意。理由是常家的子弟喜欢“作威福，衣服鲜明”，到时候结了亲家，恐怕连带“乱我家规”，尤其担心对方子弟是瘾君子，吸食鸦片。说到这里，曾国藩跳出一层，说：弟弟，你跟谁结亲家，我管不着，但是为了女儿的幸福，为了门第，一定要派人打听清楚才决定。那么，在谁那里可以得到确切的消息呢?曾国藩又指定了具体的人——“向汪三处查明”。

乡里关系如此复杂，远不能靠京城的风光来解决。曾哥远在北京，可以眼不见为净，然而，家里人毕竟生活在家乡那块土地上，不得不跟他们周旋，尤其是未谙世事的弟弟们。曾国藩于是拟定了一个“不必管”方针，原文如下：“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管，是一种气魄;不管，也是一种气魄。这番话说得很过瘾、很直接、很爽快，而且操作性强。曾哥其实是替弟弟们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了：这是一个关系十分明了而各司其职的世界，女娲管天，大禹管水，父母管家，长兄管外，你们操哪门子心?读书去吧。

其实，有些纠葛，如果以不管、不理的心态去对待，很多担子就放下了，责任也就明确了。

在这个基础上，曾哥继续劝弟弟们将态度放简单一点，碰到亲戚宗族，尽可能“爱之敬之”，这也是儒家与乡里相处的基本态度——“泛爱众而亲仁”，广泛地去爱大众，亲近那些有仁德的模范。如果现在就跟人家斤斤计较，到时候真的当家理事了，整个乡里，“岂不个个都是仇人?”你们都想做圣贤，难道有圣贤和乡里结仇的吗?

一番话点醒了焦躁中的弟弟们，知道人生的目标不在于与周边环境角逐纠缠，而在于放下，这样才有空间去提升，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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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另一种失败八股时文误人终身

当然，曾国藩与弟弟们的来往书信里，重点探讨的还是学业文章的问题。弟弟们把历次小考的时文寄到北京，要哥哥批改，曾哥却出人意外地说：我不太善于改八股文，就请曹西垣先生代改吧。曾国藩感兴趣的还是弟弟们在八股文之外的诗文，要他们多学习韩愈、柳宗元、苏轼这样的“先辈大家之文”。

在真正的文学与应试八股文的夹缝中，曾国藩对弟弟们的成长很忧心，他认为八股时文不是什么好玩意，“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为了前途，为了饭碗，沉浸其中，到时候会耽误了真正的进修，他庆幸自己“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曾国藩对六弟说，你现在年过二十了，“不为少矣”，要是还在学习八股文，在题海中沉浮，哥哥我担心你将来过了学习诗文的黄金时期却仍然学业不精。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当时的考试制度是不太满意的，至于如何解决，他没有提出办法，但他对儿子的培养就可见他的真实想法了。他最得意的儿子曾纪泽并没有走科举之路，而是去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后来成为近代最杰出的外交家。

朝廷政策不能变，但曾家的小政策可以变，而且，这种变是绝对符合历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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