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包公有些迂腐：反应被小吏完全料中

包拯（999－1062），字希仁，北宋庐州（今合肥）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出任大理评事、天长知县、殿中丞、大理寺丞、知端州等。政绩卓著，累迁监察御史，建议裁汰冗官、轻徭薄赋、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工部、刑部、兵部员外郎，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再召入京，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天章阁待制，刑部、右司郎中，移知瀛、扬、庐、池、江宁诸州府。至和三年(1056)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改革诉讼制度，裁撤门牌司，尽毁达官贵人之豪宅乐园，维护京畿治安；后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提点刑狱、枢密直学士、三司使、给事中，礼部郎中、侍郎等职，改科率为和市，免除部分地区折变。嘉祐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礼部尚书，后卒于位，葬于合肥。

包拯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从小孝顺、俭朴艰苦，且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当时便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其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小说、评书、戏曲、影视剧等，并渲染、夸张成如何“断案如神”、“明察秋毫”，有些还瞎说他当过宰相（其实老包一辈子最高的官职也就是个尚书，且并没当几天就死了），甚至还增加了许多神话和传奇色彩，将这位人们爱戴的历史人物大大地给以美化、奉若神明，而令其清官包公、包龙图的形象及包青天、包黑子的故事家喻户晓、历久不衰。历代著名作品如小说《三侠五义》、《包公案》，戏曲《铡美案》（也叫《秦香莲》）、《五鼠闹东京》、《陈州粜米》，台湾影视剧《包青天》，大陆影视剧《狸猫换太子》等。

历史上真实的包公，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比如他当年在端州(今广东肇庆)任知州时，两袖清风，“岁满不持一砚归”，传为佳话；尤其后来出任开封府尹，更是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弹劾同僚、上司、显贵无数，以及著名的“陈州放粮”、“怒铡国舅”故事（只是所谓的“陈世美与秦香莲”公案，那就完全是后人杜撰了）——但要说他如何“断案如神”、“明察秋毫”，至今几乎所有包公戏亦都与他善断奇案、沉冤昭雪有关，那便只是文人墨客们的编造而已，事实上史书并没有多少记载他断案的事迹，他的政绩也不在断案上，而是前面提到的那几点。相反倒有一些史料证明，这位爷根本不会判案，刚愎武断，自作主张，糊涂中计；而且还脾气暴躁，感情用事，胡乱杀人。

如今记载反映包拯初进官场的事迹已基本不可考，只有他首任天长知县时断过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书。说的是有一贼把别人的牛舌割了，主人来衙门报案，包拯却叫他回去直接把牛宰了。不久便有人来告牛主人的状，说他私宰耕牛，这在宋朝是违法的。包拯断喝道：“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贼被识破，惊服！后人赞美曰：一件小案子，从中看出包拯断案的机智果断，也许他“善断狱讼”之名就是从这时流传开来。可是，我从这个案子里愣没看出他是如何“机智果断”的。当然，割牛舌的人做贼心虚，前来告牛主人的状，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可是，别人就一定不会来告牛主人的状吗？包公是不是太武断了？仅凭人家来告状就说他是贼，你有什么证据？万一这贼不承认，你包公咋办？也许是咱们现代人太复杂了，古时候的人和事就是有这么简单吧。

这还罢了，后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期间，掌印京城，执法严峻，一方面对权贵刚正不阿，可另一方面对百姓也毫不留情，一律公平对待。这点既与寻常官员偏袒权贵不同，亦与士大夫偏向小民不同。应该说包拯的态度更加理性，只是理性的包拯也有被感情挟持的时候。一旦意气用事，以公平刚正自律的他也不免犯浑，或胡乱杀人，或昏庸中计。

南宋学者曾敏行在他的《独醒杂志》中提到，有一次，首都汴梁某街道发生了火灾。宋京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混杂在一起，并且有许多店铺商贩占道现象，交通拥堵，一旦发生大火，后果会不堪设想。勤勉称职的包拯自然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眼看府尹大人都行动起来了，各有关部门更是不敢懈怠。包拯见现场烈火熊熊，大火已延及十多家房舍，很为焦虑。这时却有人跑来请示：“灭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呢？”包拯一听大怒：“在这样紧张的时刻，你竟然还问如此糊涂的问题！灭火还分甜水和苦水吗？”便断定此人有意戏弄自己，竟下令当场将其砍头。整个火场的官员百姓没有一个不感到害怕，人人对老包畏服不已。

大诗人杨万里曾给《独醒杂志》作序，称赞此书“其载之无谀笔也”，看来这个故事所言不虚。也许曾敏行认为，这个请示者是个无赖，一帮油滑青年聚在一起，想故意戏弄包拯，于是有此一问。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请示者就属于毫无主见，那种做事情瞻前顾后，面临大火手足无措的平凡人。既然府尹大人亲临现场，任何事都要先请示他才行。而包拯根本不问情由，便擅自断定此人目无官长，贻误灾情。可就算此人是有意戏弄，也罪不至死嘛！不过一句玩笑话，就被砍了脑袋。为官如此任性，罔顾律法，以个人情绪作为断案依据，老包还能称为“青天”吗？文史作家叶之秋在其文章里这么分析，非常正确。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则记载了包公的另一件糗事。一个大老板犯法，按律当受杖刑。大老板有钱，可包拯廉洁刚正不爱钱，于是大老板找到负责打板子的小吏，给他送红包，问他怎么办。小吏指点他说：“你今天会见到府尹大人，他盘问之后必定会把案件交给我。这时你只要大喊冤枉，其他的事情就都交给我吧。”然后包拯升堂了，叫带大老板上来，一番盘问之后，果然交代小吏用刑。大老板便如小吏交代的大喊冤枉，小吏大声呵斥道：“你只要老老实实接受杖刑就可以离开，何必多说？”他是在包拯面前表示，大人已经断案，自然不会有错。一般官员自然喜欢这样的奉承话，可包拯不同，听后不喜反怒，认为小吏只是小吏，根本没资格评价案件，此举有弄权嫌疑。于是下令停止对大老板用刑，无罪释放，却把小吏拖下去打了十多板子。

老包的本意是要打压手下的气焰，让他们不能从中偷奸，妨碍司法公正。他自以为精明，谁料想这一切都在熟知其作风的小吏预料之中，用个小小的苦肉计，就让大老板逃脱了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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