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误读：拿破仑从未说过中国是沉睡的雄狮
在中国，拿破仑“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可是，许多西方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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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狮论”源起于西方基督教话语中常见的“唤醒东方论”，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来阐释中国的外交姿态，继而被梁启超化用，并创作了一则关于“唤醒睡狮”的寓言。清末革命宣传家将“醒狮”立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将之应用到各种民族主义宣传之中。在各种宣传包装之下，“睡狮论”逐渐融入到民众的口头传播当中
梁启超1899年的《动物谈》讲了一则寓言，第一次将睡狮与中国进行了勾联。虽然曾纪泽从未将中国比作睡狮，可是，梁启超却多次谈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指“睡狮论”出自曾纪泽。梁启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见领袖，文风淋漓大气，笔锋常带情感，在清末知识分子当中极具影响力。而曾纪泽论文的文言版虽曾在报纸刊载，但并没有收入《曾惠敏公遗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读到原文。
“睡狮论”的传播
梁启超写作《动物谈》时，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狮论”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学生当中的。1900年之后的几年，待唤醒或被唤醒的睡狮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
庚子事变之后，新兴知识分子萌生强烈的启蒙欲望。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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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初几年，东京留学生明显掌握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启蒙话语权。邹容和陈天华两位烈士的宣言式遗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狮”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这是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两本必读书，影响非常大。
寻找西方代言人
拿破仑与睡狮寓言相结合的具体时间很难锁定。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在1915年写过这样一段话：“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可知当时的美国留学生已经将“睡狮论”归入到拿破仑名下了。不过，这一说法在国内似乎不大流行，朱执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将“睡狮论”归在德国政治家名下。
粗略统计，至1920年，“睡狮论”的代言人已经有了特指的拿破仑说、俾斯麦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等，此外还保留着梁启超所提到的曾纪泽说、乌理西(吴士礼)说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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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俾斯麦和威廉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经很难激起新生代的传播兴趣。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存亡之际，“睡狮论”再次获得广泛传播，这一次，拿破仑终于脱颖而出，成为“睡狮论”的惟一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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