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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人眼中中国佛学文化的巅峰

所属分类:历史人物 编辑:伸手摘星星 访问量:2635 更新时间:2024/1/23 12:21:59

人物简介:鉴真(688—763),俗姓淳于,唐代佛学大师。他先后6次东渡日本,最终在当地开创律宗,弘扬佛法,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音同盟,意为屋脊)”。

公元691年,武则天登基称帝不到一年,下令“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佛教在唐朝达到顶峰,之后至唐玄宗时期,亦有所发展。此时,距它传入中国,已经过去了700多年。

7个世纪里,佛教先从印度传播至中原,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原,以汉传的形式传入日本、朝鲜等。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位唐代高僧不得不提:一位是唐太宗时期的玄奘,他西行求法,将佛学经典从天竺带回大唐;另一位则是鉴真,他6次东渡,使律宗在日本生根发芽。

一西一东,一进一出,看似不经意的个人行为,却使佛教在东亚蔓延,成为亚洲文化交流过程中一条重要的纽带。

一心向佛

佛教传入中原后,因为贴近底层社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原就已经非常流行。到了隋朝,有记载的佛寺更是多达3985所。而唐初皇帝虽然把老子李耳奉为老祖宗,崇尚道教,但依然抵挡不住佛教在民间的兴盛之势。尤其是武则天抬高佛教地位,大大促进了佛教的本土化。

唐代佛教以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为代表,一系列汉传流派迅速发展。武则天时期,禅宗六祖慧能就结合老庄思想开创了南宗禅佛教,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成为代表性思想,深受士大夫欢迎。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扬州人鉴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佛学气息浓厚的时代。当时,运河交通发达的扬州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不但汇聚了国内各大商旅,国外商人也络绎不绝,所以鉴真从小就见惯了外国人,对外来文化也格外熟悉。

鉴真幼年时,他的父亲就在扬州大云寺随智满禅师受戒,学习禅宗。鉴真14岁随父亲入寺,见到佛像就觉得莫名感动,恳求父亲也让他出家。当时恰好武则天诏于天下诸州,广度僧人,于是借此机会,鉴真就跟着智满禅师出家做了沙弥。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18岁的鉴真从道岸禅师受了菩萨戒(大乘菩萨所受持之戒律,又作大乘戒)。道岸也是唐中宗的授戒师,在江淮一带弘扬律宗。鉴真深受道岸的影响,此后潜心学习,又到高僧大德云集的长安、洛阳学习。

708年3月28日,在长安实际寺,鉴真受具足戒,成为政府正式承认的僧侣,取得讲授资格。此后他又追随弘景等名师,潜心学习天台宗,研究《四分律疏》等。

712年,李隆基做了天子,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玄宗,开了大唐的开元盛世。713年,26岁的鉴真回到淮南故乡,开始讲经传法。30年间,鉴真就在故乡建寺造像,培养弟子,成为江淮一带远近闻名的授戒大师。

屡渡屡败

742年10月,正是扬州的深秋时节,两位日本僧人风尘仆仆地赶来,只为了迎请鉴真东渡。这两位日本僧人就是荣睿和普照,他们是732年随第十次遣唐使至唐留学的留学僧。他们来到大唐,不但是为了学习,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寻访戒律高僧赴日本。

当时日本效仿唐朝,制定律令,以租、庸、调制度为基础,成为律令制国家,并规定僧尼享有免除政府赋役的特权。随着农民生活逐渐恶化,大家纷纷逃亡,很多人藏身于寺院,成为僧尼。由于日本当时并无“三师七证”(指僧尼受具足戒时,戒场必须具足的戒师人数)等受戒仪式,所以这些人很轻易地就能取到僧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720年,日本朝廷规定,民众必须取得国家发放的资格证书才可成为僧侣。但这一措施约束力不强,政治家们不得不认识到,还得用佛教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戒律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了完善这一制度,日本朝廷就派荣睿和普照赴唐朝迎请传戒之师。

荣睿和普照最先迎请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璿(音同旋)去日本弘法传戒,这也是中国僧人首次东渡日本。但光请道璿犹嫌不足,在中国留学的第十个年头,他们终于找到了授戒大师——鉴真。

拜见鉴真的场合极其隆重,荣睿、普照五体投地,顶礼鉴真,说明来意:“佛法东传至日本,虽有其法,没有传法人。日本圣德太子(574—622)早有预言,‘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现在正是他预言实现的时候,希望您能够东游兴化。”荣睿、普照不愧是留学僧,说话很有学问,一是说明了日本缺鉴真这样的传法人;二是以预言暗示鉴真东渡可以大有作为。鉴真也不含糊,回答说:“原来听说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为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听说,前几年日本国的长屋王崇敬佛法,制作千余袈裟来唐朝布施高僧大德。袈裟上有四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可见,鉴真不但深研经书,而且对于时事政治也很关注。

但当鉴真环顾众弟子,问有谁跟他一同去时,大家都低头沉默。过了很长时间,弟子祥彦说:“日本国太远,沧海浩淼,百无一至,死亡率太高。”鉴真用舒缓而有力的口气说:“此行是为弘扬佛法,何惜身家性命?你们要是不去,我自己去。”祥彦被鉴真打动了,说:“您要是去,我也跟随去。”最后共有21名弟子愿意跟随鉴真东渡。

鉴真等人就这样开始准备东渡。他们又是造船、又是备粮,并假称将往天台山国清寺,以避人耳目。但佛祖似乎也有意考验鉴真,当时海盗横行,鉴真的弟子道航又恰好与拟随行东渡的高丽僧人如海产生了矛盾,如海就跑到官府,诬陷道航等人想要造船入海,与海盗勾结。官府听其言,就一边抓人,一边把舟船、干粮等没收。虽然此后审明如海是诬告,但没有了舟船,鉴真第一次东渡的计划还是“泡汤”了。

待风波平息后,鉴真等人又计划起第二次东渡。他买了一艘军船,雇佣了18位舟人,采办了若干吃用、佛像和经书,随行人员包括17位弟子,以及玉作人、画师、雕佛师等85名工匠。但这次更不幸,船还未从江入海,就遭遇大风恶浪,舟破,水至腰间,史书记载:“冬寒,风急,甚太辛苦。”

第二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先在浙江台州附近的下屿山住了一个月,之后又辗转至明州(现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744年,鉴真受人邀请,在越州(现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现安徽宣城)等地巡游授戒。当时鉴真一面在各地传法,一面与荣睿准备第三次东渡。但当他在越州授戒时,有一位僧人得知他想去日本,就告诉州官,说日本有个僧人荣睿想要引诱高僧离唐东渡。于是荣睿又被官府抓起来了,本来要求戴枷送到京师,但到了杭州,荣睿就称病不起了,后假称快要病死才放出——第三次东渡又被搅黄了。

不久,鉴真和荣睿、普照决定再试一次。鉴真派弟子法进等人去福州买船,并置办干粮。但是这次还是未能遂愿,他们在途中就被官府抓去。原来这次是鉴真的弟子灵佑等,怕师傅葬身大海,想出来一个损招,想让官府把鉴真留住。第四次东渡虽然失败,但沿州百姓们听说鉴真回来了,竞相前来供养,唯独鉴真愁眉不展,呵责灵佑。灵佑只得天天忏悔,每晚都站到五更谢罪。

748年,荣睿、普照又来请鉴真,鉴真二话不说,准备再次东渡。这次共有35人跟随。一行人在舟山群岛停留一段时日后,再度航海时遭遇了飓风,在海中漂流了14天,漂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现海南三亚)——第五次东渡又失败了。

在日本功成名就

第五次东渡失败后,鉴真一行人就从今天的海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等地,回到扬州,受到官员和信众的热烈欢迎,但可惜的是,路途漫长曲折,荣睿与祥彦在途中去世,鉴真自己也双目失明。

在扬州等地,鉴真前后讲授《律疏》60遍,《律钞》70遍,《轻重仪》10遍,《羯摩疏》10遍。讲经之余,他还主持造立寺舍,建造佛像,救济贫病,并撰写《一切经》三部,各1.1万卷,前后度人、授戒4万余人。

753年10月15日,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以及阿倍仲麻吕等,又一次来延请鉴真东渡。66岁的鉴真与前几次一样,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东渡,船队遭遇风暴,鉴真与阿倍仲麻吕等人在海上失散。阿倍仲麻吕等人漂到了现在的越南一带,而鉴真却在12月20日,到达鹿儿岛秋目浦,踏上了日本国土。历经12年,6次东渡,鉴真终于得遂所愿。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了圣武太上皇等统治阶层的礼遇。他在754年正月抵达奈良,4月于东大寺设戒坛,为圣武太上皇等400多人授菩萨戒,这是当时日本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而随着鉴真的到来,日本具足戒 “三师七证”的制度也逐渐完善起来。

756年5月,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弟子法进任律师,同列僧纲(又作僧官,掌管全国僧尼的一般事项)。但鉴真的“高升”,也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引发了国内的矛盾。758年,淳仁天皇即位,下诏为使鉴真专心教授戒律,尊之为“大和上”,解除了大僧都一职。此后,鉴真新建了戒律道场,即为著名的唐招提寺。

鉴真在唐招提寺讲经说法,开创了日本的律宗,并向日本介绍了天台宗,为日本密宗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另外,在医药、建筑、书法、雕塑、语言、饮食等方面,鉴真对日本都有积极影响。

763年,在日本生活近10年的鉴真圆寂于日本奈良。当这个消息传回扬州,当地僧众全体服丧3日,并在龙兴寺行大法会,悼念鉴真。在日本,鉴真更是享有“国宝级”的待遇,他被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那个时代文化的巅峰。

1980年,在邓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顺奉鉴真漆像到扬州“回乡探亲”,超过30万扬州人前来瞻仰。在翻新的扬州大明寺内,鉴真像安详地俯视众生,向故乡人诉说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及那段关于勇气和坚持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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