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平反冤案：敢于触犯“伟大领袖”
要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华主席”，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毛泽东。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泽东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由于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之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作为领导党和国家的主要法宝。他们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承下来，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专制制度继承下来，阻碍亿万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开辟新天地。
所幸的，我们党内外并不是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令人痛心的是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英才批的批，整的整，压制的压制，摧残的摧残，“长征式”和“三八式”的老同志中努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健存下来的不多了;好在还有若干后起之秀，在历次运动的反面教育中磨炼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这支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耀邦同志是一位佼佼者，经过初期拨乱反正的斗争，他很快就被推崇到党的领袖集团中。
在这百业待兴、万难挡路的情况下，耀邦同志等第一批先驱者抓住重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纲，开始逐渐破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开始批判或怀疑一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帜的极左观点，开始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头脑解放了，手脚放开了，主人翁的意识加强了，亿万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人间的奇迹一件又一件的出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真的开始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但长期受到压制和扭曲，耀邦紧紧抓住对真理标准的阐明与讨论，成为思想能够解放的关键，成为一切工作能够开展的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一切书上写的，文件上登的，领导人说的，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理论观点、名言、指示、教导，总之，任何“本本”、“条条”，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否定，部分正确的就改进、就发展，一时无法检验的就留待实践继续检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经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领袖的指示，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只言片语。
几十年来，我们广泛流行、习以为常的是后一种主张，它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十年内乱以后，仍然是当时领导层的统治哲学。领袖的话是金科玉律，丝毫也不能违反。当时，人民普遍要求认真总结十年内乱的经验教训，可是，一些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神，他的话是经典，他决定的事神圣不可侵犯，根本无法进行总结。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多年来搞乱了的是非加以澄清，把颠倒了的黑白颠倒过来，当然也是无法进行的。当时，人民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要求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悼念周总理时要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也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人民要求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也不行，因为这些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十年内乱时定的罪：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例如所谓的“教育黑线”就是这样定的罪。“四人帮”一伙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两个估计：一是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还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这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和学生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人们要求推翻这些诬陷全国几千万工作人员的荒唐罪状，也不行，因为这也是毛主席审定的!总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了，而他们强加给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枷锁仍然紧紧地套在脖子上。
这个枷锁是十分坚固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按既定方针办”，换汤不换药地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虽然经过十年内乱的磨难，但还没有从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仍然习惯于“按既定方针办”。
要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华主席”，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毛泽东。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一九七七年初，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了半年多，各项工作都不能迈开大步向前进。就在这个时候，在一些秀才的参与下，写出了那篇同样“名垂千古”的、正式宣布以“两个凡是”为重大决策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耀邦同志之所以配称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因为他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宝贵的是他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并根据实践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早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他刚刚从“四人帮”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面临百业待兴、万难阻路的艰险局面，究竟从何着手?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和严峻的考验。耀邦同志眼见全国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开国元戎、党政要员、卓有功勋的文官武将、科学文化领域的精英雄杰，死的死、残的残，九死一生的人也妻离子散，很多人仍然处在监禁劳改之中。他想，如果不赶快为他们纠正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把他们解放出来恢复工作，那么，“文革”后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以及破败的政治残局，又由什么人来收拾和挽救呢?
于是，手里刚刚掌握有一点权力的胡耀邦，正确地选择了突破点，他最先日以继夜所努力的事，就是如何千方百计地促进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
他一到中央党校，就找了几位同志一起讨论酝酿，共同商量，并取得一致的认识，先撰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对这篇文章，他字斟句酌地一改再改，一再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我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同我商量过好多次，他把原稿交给我，商定登一个版。我把排好的清样送给他，他还是一等再等。他先后改了十几次，就像一个即将临阵杀敌的勇士一样，把自己的宝剑一磨再磨，不轻易出鞘，最后选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纪念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
这篇文章有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们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大有希望了。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电话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要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华主席”，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毛泽东。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但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对这篇文章却坚决反对，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大批老干部顶着组织部长的压力，在组织部大楼内贴满了大字报，热烈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的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的号召，反对那位部长的倒行逆施。这些老同志把一大卷一大卷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报社根据胡耀邦的指导思想，把这些大字报加以编辑，编写了一份内部材料。
报社把这份材料也送给了耀邦。他焦急万分，一面翻阅着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一面在办公室里来回转圈。他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找来，又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请来，经过反复研究，又写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他同我商量，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头版头条地位。而且在一版配合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发射了第二颗重型炮弹。在发表这篇评论以后的半个月，就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决定撤换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的新部长。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感到担子更重了，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安置干部的工作。他一方面开始了极为繁重复杂的组织工作，一方面继续组织撰写了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切实整顿组织部门落实干部政策》和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切实清理干部积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建议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各地开始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各方面的阻力很大，首先是各级组织部门。各地方各条战线上的冤假错案一时解决不了，人们就纷纷到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党报上访，一时间上访人员激增。耀邦同志决定召开信访工作会议。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八年九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耀邦同志提出的这“两个不管”的方针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谁知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竟然把中央组织部长的这段讲话在出简报时一笔删去，可见阻力之大。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挡着平反工作的进展。耀邦同志更加认识到，要比较顺利地开展平反工作，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扫清“两个凡是”的势力。这是甘冒“逆鳞”大罪的危险举措。因为“两个凡是”正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所坚持的观点。他们曾经正式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所有最重大的冤案，都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甚至是他亲自作出的指示。比如反右派、反右倾，比如批斗、罢免彭德怀，比如诬陷害死刘少奇，比如两次打倒邓小平等等。要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仅要触犯“英明领袖华主席”，更主要是要触犯“伟大领袖”毛泽东。既然是他老人家钦定的，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因而，在吹响平反冤案的号角以后，耀邦同志毅然决然地策划和组织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先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某一句话、某一项指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作为中央党报的总编辑，我深深感到，耀邦同志堪称为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篇传世佳作，就是经过他亲自设计主题内容、亲自组织人员撰写，亲自修改定稿的。他组织党校的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总社联合作战，密切配合，开展这一场大讨论，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平反冤假错案最大阻力的思想武装，保证了这场斗争的不断前进，扩大战果，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
当然，这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的组织路线打下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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