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有多腐败？(明朝末年的)
众所周知，明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汉朝的灭亡，随之而来的是满清三百多年的统治。在我们很多人的眼里，明朝不应该灭掉，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已经努力了十七年，也算是一个好皇帝了。明朝灭亡前夕，兵力其实很充足。光是江南就有上百万的军队，没几年
就灭亡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明朝灭亡一点都不冤枉，我们一起来看看。
1644年，北京城外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扎营，崇祯皇帝为城外几十万百姓担忧。于是他临时组建军队，发动民众对抗李自成，但民众只认钱，不认他当皇帝。没办法，崇祯皇帝只好动员大臣捐钱给国家，帮他渡过难关。按理说，此时国家已经破败，大臣们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但崇祯皇帝没想到的是，这些老油子最后捐的只有几万块钱。有的大臣捐了一百二十块，有的捐了几十盎司，然后就开始哭穷。最离谱的是崇祯皇帝的岳父周逵，被朝廷封为嘉定伯，家财万贯。他成为皇室成员后，更加腐败贪婪。但没想到，崇祯皇帝让他捐钱的时候，他就开始哭穷，说家里穷，连饭都吃不上。
当然，这些钱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周奎实在不想再流血了，就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周皇后，让她帮忙分担一点。周皇后比较懂事，把自己所有的嫁妆和首饰都卖了，只为了得到5200，可是周奎却气疯了，竟然贪污了2200，还把13200给了皇帝。后来满清官员吴见皇亲国戚如此吝啬，还慷慨解囊，捐了几百两装装样子，有的甚至假装去北京街头卖货，其实家里很有钱。
当然，据说崇祯皇帝也怀有私心，他不愿意拿出自己的积蓄。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李自成从皇帝的国库和金库里抄了几千万银子，皇亲国戚不计其数。最后发现的白银多达7200万两，而其他的金银器、华丽的服饰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很多大臣没有跟随崇祯皇帝殉国，而是转投李自成门下，希望继续在新朝为官。据说当时崇祯皇帝最信任的大臣魏早德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取笑他，问他为什么不殉难。魏早德用热切的目光厚颜无耻地告诉李自成，我要去为新朝廷效力，他哪里敢死？还有一个人更有趣。他半夜去李自成的吏部衙门要官职。人们已经关上门睡觉了。他急着踹门打它，生怕新朝廷忘了自己，不给自己官职。到了明朝，国破家亡，君主和臣民还这么小气，做出这么难看的姿态。死了真的不对。
明末基层官员溃烂到什么程度？
朱元璋出身底层，是真正的草根。草根皇帝最大的优点或特点就是对民间疾苦有着敏锐的感觉。朱元璋知道基层就像是帝国大厦的地基。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无论这座建筑看起来多么辉煌和崇高，它最终都会倒塌。因此，他对基层的关注非同寻常。
朱元璋在位时，推行的干部任用政策之一就是特别注意州县两级地方官员的品行。比如洪武二十年，他讲过两次。有一次，当仪式结束时，他对管家说:国家任用守令，不能利民，就弃你性命。"一次，青州蝗灾，地方官向上级隐瞒，朱元璋警告户部官员:"代天理民者为王，理民者守令。今使者说青州人饥，大臣不听。他们怎么能爱人民呢？"对于玩忽职守的基层官员，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逮捕、惩处；对于一个犯了小错，却能在任期内很好地履行职责的知府，朱元璋往往宽大为怀，法外开恩。比如诸城县令陈允恭，因犯错被贬云南，朱元璋偶然听说了他"治县爱民"，认为他虽然有，但也"还有"，遂称其为后官。
就是看到县官的形象在老百姓眼中几乎等同于朝廷和皇帝。所以朱元璋对县官的要求近乎苛刻。比如颁布的“大高”中规定，普通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父母是否"害人钱财"、"有师无才"、"干净利落"、"对人民的关怀"直接向法院反映。从这点来看，明朝老百姓上访是非常容易的，没有一个地方官员敢派人进京截访。更有甚者，朱元璋还进一步规定，人民有权按照他在《大高》中提出的标准来比较基层官员。如果一个官员属于奸臣，人民有权把他直接送到首都。这不仅是妨碍公务，也是值得奖励的义举。
虽然朱元璋的设计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明帝国在他在位期间处于崛起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再好的制度，一旦被执行人听话了，制度就等着同一张废纸吧。明朝中后期，整个帝国腐败受贿，基层腐朽成为必然。
根据朱元璋制定的政策，明朝官员的薪水极低。起初，这种苛刻的制度和严格的纠察检查对地方官员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随着明朝长期享国，虽然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早已是充实官袋的最大收入，但制度阳光收入还是很少的。作为一个直接和百姓打交道，日常工作很多，容易出问题的县官，如果不去挖空获取灰色收入，恐怕只能用朝廷发的工资去买柴火和水了。而一旦你去获取灰色收入，圣贤自然不屑一顾——比如哈里做地方官的时候，以清正廉明、清贫著称；无良之人一心求利，与朱元璋所期待的不一样"干净利落""对人民的关怀"毫无疑问，事实恰恰相反。
除了要想方设法贪墨，县官的升迁与京官相比也十分缓慢。明代中后期的做法是，科举是官员的权利背景，担任县官的人从进士到举人、郭健子、龚升都有。但是，县官的贫穷和大量的例行公事，以及整个官场对京官的重视和对地方官的轻视，都让进士把分配当成了畏途。沈德福在《万历野编》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旦中了进士，第一件事是进翰林，第二件事是为他们做点事，第三件事是做御史，第四件事是做主事——这四个职位都是京官，不仅能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更重要的是，人们容易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升官。一旦被任命为州官或县官，甚至"失魂落魄，妻离子散"甚至恳求主管官员，希望取消这一任命。
秀才不想当县官，举人也把当县官当鸡肋。因此，在明末，县官一般都是又老又穷的举人或下层的子和。这样，朱元璋对基层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而他掌管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少数由进士充任的县官，必然会深深地担心，自己没有留在北京做翰林的钦差大臣，即使曾经有报国之志，但当年被分配到中央机关，迅速升迁，却沉到下一代，难免生出怨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几年后通过关系提拔或者调到北京。一切的关键是拖延，掩饰，敷衍。如果保持表面的稳定，就可以跨职。至于这种稳定之下是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不是他们考虑的。其次，大部分县官，不满足于科场，是监生、公生，都知道自己在仕途上不可能有太大的进步，做官只是为了钱，"所以，以权谋私，我不再把传承和宣传当成一件事，我需要冷静，做任何事。老板会很慷慨地欢迎他、原谅他，也会很好地配合这座城市来包容他"。这样的官员只是把当官当成了一门生意。
明朝后期，陕西、山西发生蝗灾、旱灾，到处都是饥民，后来演变成内乱。当初，这些地方的县官如果真的能像朱元璋要求的那样，关心百姓，完全可以把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但是，当绝望的饥民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对立敌对时，负责守土的县官不是去缓和安抚，而是继续他们认为多年来最有效的高压，势必会导致不好的后果。陕西澄城事件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之一。
崇祯元年，陕西发生旱灾，澄城是全省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县令张斗耀不仅没有给灾民救济，反而很淡然地催促部门——他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国家对官员的制度要求已经是一纸空文空text；另一方面，他又固执地认为，不管桀骜不驯的人有多大胆，只要被无情地压榨，就必须像驯服的羔羊一样被政府宰杀。但当张志贤派兵四处抓人索税，最终导致"人们无法忍受它的毒害"——本来就奄奄一息的百姓，在知府张的压力下，一个叫王二的人召集了几百个农民。王二大叫:谁敢杀张芝？所有人都大喊:我敢杀。第三起，这群人冲进县城，把张志贤打死了。此后，他们聚集在山里，成为陕北内乱的开端。官方逼迫百姓造反，历史也确实验证了千百遍其真实性。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再严格的制度，再美好的愿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的衰落，最终都会成为泡影。第二，基层单位的腐朽起初并不引人注目，是统治者认为不会威胁整体的星星之火。但是，量变导致质变。当越来越多的基层单位陷入溃烂的恶性循环时，再可敬的大帝国也难逃崩溃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