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生活怎样？为何变得落魄不堪？(胡适晚年生活情况)
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胡适这个名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哲学家。很多人可能看过胡适的一些文章，他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除了胡适的成就，你了解过胡适的私生活吗？你可能看过胡适留学期间天天想打牌的日记，
但你知道胡适的晚年是怎么过的吗？胡适晚年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悲惨？他怎么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胡适属于那种一生都很开放的近代历史人物。
他很受尊敬。自27岁成为北大教授以来，他一直热心扶弱济困，被誉为学术圈"头号老板"。但当他在1989年离开大陆流亡美国时，别说帮助别人了，他的生活很艰难。
1949年，他58岁。他的父系祖先似乎都活不长，他的父亲胡川只活了55岁。所以，此时的胡适似乎随时做好了生命终结的准备，尤其是对家国的忧虑，他在文章和日记中反复谈到。
而他对蒋家王朝极度失望，所以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他决定不依靠左右，他不能留在平台上。当年4月6日，他从上海起航，在风雨中漂流到美国。
北大前校长，前驻美大使，暂时褪去了所有的荣华富贵，然后靠着自力更生的大学工资，在异国他乡过了几年孤独的生活。
2.在美国一呆就是九年。我住在纽约81街的公寓楼里。
他自信可以当哈佛大学的汉学教授，但那些外国学者似乎并不想让他抢饭碗，暗中抵制。当我没有如愿以偿的时候，我不得不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一个小图书馆的馆长，年薪5200美元。钱不是微薄，而是地位低。叫馆长，其实就跟大学科系资料室主任一样。
这是一个如此小的图书馆。到了1951年底，学校还是嫌贵，又雇了一个年薪只有3500美元的，巧妙地把他辞退了。可以说，在美国的这十年里，他非常沮丧。在给他的朋友赵元任的一封信中，他说:精神上非常痛苦"过去从未考虑过的经济压力突然摆在眼前。
当时他一家五口住在四个地方:妻子在美国，大儿子去了泰国，儿媳曾在台北，小儿子在北平，久留不归；之前虽然收入极高，但他们花钱大手大脚，经常补贴别人。没有存款。这对夫妇年老多病，经常不得不卧床休息。医疗费的支付非常困难。
此时，"孩子"唐德刚在他的记忆中说一枝夫妇年老多病，无力回天，自然坐山观虎斗空。他的经济状况，就像他的健康状况一样，显然已经变得令人绝望"。在过去，仆人负担不起，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做所有的事情。他们经常一个人在家看书，忘记烧水，导致整个房间都是浓烟。
后来又看了胡松平晚年与胡适之先生的对话，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1948年后的日记》，但很多大事都忘了。只有两件事是最深刻的:
一方面，他的老太太江冬秀吃不惯西餐，由于经济困难，她做了许多腊肉、梅干菜和咸鱼，放在阳台上晒干。有些味道很难闻，邻居们都抱怨。胡适忐忑不安，一度最盼望老伴出门看戏，把这些东西都扔了。
还有一点，就是他从来不带钱，也记不住。江冬秀想了一个办法，每天晚上在领带里给他带两块钱，这样胡适每天上班时就可以买票了。胡适对此还是很自豪的。青年学者唐德刚采访了他，他也专程来告诉他这件事。他笑了。
这两件事虽然是老年时的琐事，但却能说明很多。比如胡适的自觉和温柔，是从穷到老的。
还有他晚年的窘迫，领带上的两块钱挤地铁，似乎都是日常的暗示。
3.事情在1957年8月有了转机，当时"在岛上；中央研究院"，换届选举，选举胡适为新院长。
蒋不好违背公意，没有拒绝。胡适在美国的生活确实艰难，他渴望想起自己的国家，打算回来。于是在1958年4月，他终于和原清华大学的梅贻琦一起回到了台湾。
他回来后，立即当上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并长期在政府的休闲部担任要职。他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台湾的那些知识分子和"九步"，最后等待他们的"精神领袖"双方一拍即合，准备大打一场。
晚年身在台湾的胡适，有两件大事想做:
第一，促进学术、文化、科技的独立与繁荣，全力扶持70年代那一代有能力的人才，并拟定《国家发展科学与培养人才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等要义，为海峡两岸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未来亚洲四小龙之一奠定基础；
第二，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威望，努力保护和扩大空室。他们曾直接或在幕后抵制蒋氏父子，反对蒋氏连任，支持组建反对势力。在政治事务上，他的最终目标和希望是实现国家的全面民主结构。
可惜，这样的环境，他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也完全是以虎为皮，基本以悲愤告终，但他也为后来岛内的民主化进程埋下了火种。
当时他的情况有所改变，但生活还是很简朴，完全是一个穷书生。
他似乎更渴望预感到生命不多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白天，各种访客、会议、演讲；晚上，他常年熬夜的习惯没变，晚上11点以后，"我开始读书、写作、处理公务，经常到凌晨三四点"。
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是休息四五个小时。我还记得在《胡适口述自传》这本书里，他好像对唐德刚说过，一个每天睡五个小时以上的人是懒惰的。
晚年胡适的物质生活仍然是随意而独特的"奢侈品要求"，也就是你穿的鞋子"必须用好的皮革定制"&mdash&mdash他对个人形象的关注，有老有少。
当时大陆对他的批评很激烈，很多以前的老师朋友都像寇侃一样攻击他。但胡适并不在意，他的心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打扰，只是很难过。幸运的是，孙起死回生，随父母回到台湾。胡适享受了一种天伦之乐。
每个周日，空空闲的时候，他就和孙子一起玩，一起叠很多纸玩具，还频频向三四岁的孙子道歉，说自己太笨什么的，一脸的无奈。但一切都不尽如人意。在他的晚年，最大的痛苦可能是他的小儿子胡思杜自杀的消息。
1958年5月，他实际上从"泛亚协会"胡思杜死在香江的电话里，但他差点摔到地上。但他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可能是拒绝相信，而且他死后的遗嘱也谈到了胡思杜的安排。
就这样，他渐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招待会上，胡适在众人的注视下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演讲，心脏病发作，倒地而死。他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但可想而知，在秋风透窗的清晨，这位安徽人走得很安静，却带着许多说不出的遗憾。
他死后，除了书什么都没有，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的老伴江冬秀可能会怀念，她经常看着儿媳妇"抱怨":"帮助穷书生，像百万富翁一样开支票，把我当穷人"。他还说他会继续"安装"像个慈善家，一脸无奈，苦笑。
然而，大家都知道，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尽管有太多的沧桑和辉煌已经随风而逝，但"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一直是永恒的文化箴言，有着古老而又崭新的味道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