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忌惮白莲教(怎么看待清朝时期的白莲教)
说起安百里教，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很陌生。我们也看过一些关于安百里宗教的影视作品。在我国历史上，白莲教是一个很幽灵的存在。似乎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朝代登上舞台中央，但在中国历代黑暗的角落都能看到。可以说，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就有白莲教。也让清政府
和人民真正体会到了李成儒所说的"像喉咙痛，像背上的刺，像针毡"。
1、白莲教的鬼魂
嘉庆元年，1796年，湖广总督毕元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麻烦。
这一年，在湖北、四川、陕西，几乎同时发生了白莲教信徒组织的起义。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但各种信息显示，白莲教信徒率先起义的地区位于湖北荆州枝江、宜都一带。
白莲教供养阿弥陀佛，劝诫人们修行佛法，多做善事，死后在西方净土的白莲池上幸福生活。这个团体成立于五世纪初，十二世纪初增加了天台宗的座右铭，禁止吃葱奶、杀生、饮酒，演变为白莲教。
安百里教有自己的神，如弥勒佛和无子女的母亲。弥勒佛认为现实世界充满了枷锁，人们的生活很悲惨，只等"弥勒佛"当我们出生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听"弥勒佛"呼唤，苦难的教众团结起来，打破枷锁，才能迎来一个新的世界。
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来说，现实越是艰难，天国就越有吸引力，信念就越坚定，打破世俗秩序的决心就越强。外人看似许下乌托邦愿望，实则能凝聚起建设乌托邦的激情。
元末明初，安百里教一度成为底层民众推翻元朝统治的精神武器。
朱元璋是从宗教入手的，安顿下来后自然对压制宗教得心应手。虽然孝子子孙孙爱折腾，但白莲教在明朝一直处于掌控之中。
清朝中后期，这种被统治者斥为"邪教"宗教组织，突然又活跃起来了。
安百里教的产生和发展有多种原因。比如移民涌入导致的人地矛盾和贫富差距加剧，出现了大量破产的小农和手工业者。他们是无助的，既没有被村里的士绅接纳，也没有被政府冷落。因此，他们转而聚集在安百里宗教的精神旗帜下，通过加入教会取暖来获得临时的食物和衣服。
这种现象在鄂(湖北)、豫(河南)、川(四川)、陕(陕西)交界地区最为明显。这里山多，地形崎岖，耕地资源相对匮乏，一直是反政府武装活跃的温床。
在社会问题的刺激下，白莲教逐渐发展壮大，但当时的首都朝廷对其仍缺乏了解。不仅如此，就连同在一处的巡抚毕元也不知所措。
2.碧园的烦恼
安百里派的对手毕媛媛可不是等闲之辈。
乾隆朝官场的风气还是满清抑汉。完全是要靠碾压所有人的力量才能走出圈子，而毕原的经历真的太好了，被压制。
乾隆二十五年，刚满三十岁的毕元一举夺得科举状元，成为乾隆皇帝任命的状元。毕渊顶着天子门生的光环，早早被发配到地方官场，短短十几年就升任陕西巡抚，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作为甘龙眼中的红人，甘龙也给了薜元充分的机会。乾隆派重兵攻打金川时，毕渊担当大任，负责监督后勤、粮草的运输，及时补给前方作战部队，有力地保证了平叛战争的胜利。
毕渊在陕豫巡抚时，得益于他深厚的地理造诣。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证明了他可以做一个昌盛的太平官。在文教方面，毕元作为学林的领军人物，呕心沥血，编撰了《资治通鉴》、《史记考证》、《墨子注》等巨著。
然而，不幸的是，安百里教在湖广地区开展的不间断的武装斗争已经惊动了朝廷。退居第二位的嘉庆皇帝和乾隆皇帝同时向毕元施压。作为湖广总督，毕沅不能每天总想着写书写书，要求他及时消灭安百里派武装，把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
毕元得令时六十六岁。此时的他已经奄奄一息，只想快点结束这件事，然后交出自己守节的权限。可是，树想平静下来，风却不会停。安百里叛军一会在当阳，一会在襄阳，一会在郴州，按下葫芦浮起瓢，老头到处追叛军，很辛苦。
毕渊想尽快搪塞朝廷，朝廷不买账，坚持要他剿灭叛军。无奈，薜元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调兵。结果嘉庆二年，毕元积劳成疾瘫痪，病逝，倒在了总督的位子上。
3.叛军不断壮大的原因。
问题远未结束。毕渊死后不到两年，白莲教真的卷土重来了。襄阳事变以来，以姚芝甫、王聪儿为首的白莲教一支主力部队，对防守薄弱的城镇进行攻城掠地，而清军当地守军分散，始终无法以优势兵力歼灭叛军。
安百里派组织的叛军在山里与清军捉迷藏。他们从东向西转移，一会儿进入湖北，一会儿又跑到四川。清军集结完毕，再次逃入陕西。各省清官一心只想把叛军赶出辖区，却没有想到他们下意识追求的是"地方主义；正在导致白莲教被镇压。
中国原本是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国家。从秦始皇开始，统治者就假设地方政府围绕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一切都要优先考虑中央政府的需要。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地方官员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命令，实际上只满足于管好自己的摊子。如果不是中央亲自派人来视察工作，恐怕他们还会继续保持这种顺孙不顺孙的状态。
清代中后期的官场生态也不例外。由于地方官员的保守心理，传播到四川、陕西、湖北的安百里教也开始向河南、甘肃传播，清廷再也无法保持平静。陕西和山海关外的援军相继在湖北和四川集结，试图寻找和消灭安百里起义军。
当然，除了省级官员不能超越本省利益之外，清廷对地方军务控制的无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众所周知，八旗和绿营是清军的主力。
据毛海建先生考证，鸦片战争前夕八旗兵约有20万人，一半驻扎在首都，另一半驻扎在地方关隘。由于人数相对较少，他们只能保护旗手的财产，监视绿营人员。简单地说，八旗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绿营不一样。绿营人数是八旗的三到四倍，也就60多万。
然而，虽然他的人数远超八旗，但在地方控制层面，绿营人士远远不够。根据毛海建先生的研究，绿营基本分为以下"唐荀检查站"营以下的部队不集中，而是分布在乡镇，这边几个将军，那边十个士兵。其中一个地方驻扎的只有200人左右。
注意，这是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的三十年。
这样的保护安排有点难以对付小股土匪，更不用说他们面对的是宗教狂热和组织良好的安百里叛军。安百里教利用清军主力分散的弱点，往往把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并取得成功。
因此，安百里起义直接暴露了清廷控制地方的弱点。正是因为清廷正规军难以独力对抗叛军，地方士绅才再次组织应永武装。
以湖北随州为例，当地自卫队在安百里叛军逼近时，修筑屏障，训练村民中的精英，加固城墙，清理场地，拖住敌人，以等待政府的增援。
应永武装力量的崛起暂时弥补了清廷在地方控制上的薄弱。但是，这些应永武装和地方官员的问题一样，在赶走了安百里派的叛军后，选择了回归原始的农业生活，而不是远离农村，追击安百里派的主力。
所以，相对于士气极度低落、战力不断下降的绿营，应永武装虽然有很强的战斗意志，但真正成为剿灭朝廷叛军的主力，还要等到江忠源创立楚雍、曾国藩建立湘军之后。
4.嘉庆上台后的处理和结局。
当然，当地乡绅自发组织的或政府授意建立的准军事力量，使得安百里叛军无法像以前那样进入无人区，他们的补给开始困难，活动空也在萎缩。就在这时，乾隆皇帝的驾崩也让嘉庆彻底摆脱了被太上皇干预的尴尬局面。
嘉庆除掉前朝皇帝宠信的小沈阳后，逐渐把精力放在西南地区对安百里教的清理上，对前湖广总督毕元的清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但嘉庆帝一开始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认为是它造成了白莲教"野火从未完全吞噬它们，它们在春风中又重新长高了"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员的懈怠，平叛战争一拖再拖，他慢慢意识到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清廷过去的无序和无能所积累的重病。
最后，在1805年，蔓延到四川和楚国的安百里起义被镇压，清廷似乎可以喘口气了。
本来，嘉庆皇帝上台后，扳倒了小沈阳，似乎让朝野都很兴奋。然而，在嘉庆皇帝的龙位还没有坐稳之前，就疲于应付安百里起义，而且长达数年，这不仅让人看到了康盛世内部的腐朽，也让人对康盛世的继承者嘉庆本人略感失望。
作为一国之君，嘉庆帝或许意识到了安百里派叛乱所暴露出的帝国统治的深层次问题，但在权衡了平定叛乱所带来的花费两亿多两白银的财政负担后，他选择了暂时搁置这个问题。
结果，清再一次为他避免社会弊病的决定付出了代价。安百里教众起义被镇压后仅仅十年，天津就活跃在中原地区。这一次，叛军不仅像以前一样继续攻打郡县，还放火烧了紫禁城。
安百里教起义暴露出的清朝地方统治的弊端，并没有因为安百里教的失败而消除，反而加剧了。
这个问题将继续折磨这个已经在西山定型的帝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迎来它的巅峰——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