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历代皇帝的年号都有哪些特征？

自汉武帝创立年号制度以后，年号成为王朝的象征，因此不论所谓的正统王朝，抑或是僭号王朝，还是起义叛乱，常常都会颁布自己的年号，辽朝也不例外。

阿保机从唐天复元年担任夷离堇至神册元年称帝建元的这一过程是极其复杂且引人深思的。同时，在契丹与唐朝长期的互相交流中，对唐代典章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也多有吸收，因此唐朝对辽代年号创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唐朝的影响

唐朝对契丹的统治政策与管理制度推动着契丹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与交往。唐朝在其统治地区广泛设置羁縻府州，契丹则处于其羁縻管理之下，“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

唐开元年间“诏复置松漠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仍其府置静析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所统八部皆擢其酋为刺史。……帝以东平王外孙杨元嗣女为永乐公主，妻失活。”由李失活所授官职册封可以发现，唐王朝十分重视契丹，而羁縻政策是对契丹管理的最有效方法。同时，唐王朝还通过和亲的手段，拉拢安抚李失活，虽然没有达到孤立突厥的预期效果，但是通过和亲使契丹民族得以接触先进的中原文明。

和亲提高了契丹在周边民族中的地位，而唐朝的册封使契丹首领成为了中原王朝的地方官员，通过和亲契丹民族获得了部分生活必需品，同时加深了契丹民族对于唐朝制度与文化的吸收融合。和亲政策推动了中原文化在契丹的传播。

和亲公主不仅承担着两国关系交好任务，还起着对少数民族文化教导的作用。汉地公主出嫁常常会带有丰富的物资及儒家经典、佛经、史籍、诗文、历法、医书等书籍，她们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以及生活习俗带入草原民族中去，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之一，推动了契丹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在唐与契丹民族的交流与交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所谓的“华夏边缘”正在被打破，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在不断扩大。契丹民族在唐朝的扶植之下迅速发展，成为北方草原地区的强大政权。契丹立国之初的各种制度建设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辽代年号也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因此我们要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待辽代年号，而不仅仅是注意到其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辽代仿唐制定年号，不单是一个独立政权的立国宣言，更表明其上绪唐统，是贯彻中华文化正统观的表现。

二、阿保机的统一

从公元907年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成为新的部落首领至916年建国的这段时间，契丹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在该时期契丹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契丹上层贵族内部发生了分化，形成了代表革新与守旧的两个贵族集团。

一个是以阿保机为首的改革派，另一个是以阿保机诸弟为首的守旧派。阿保机用了九年的时间南征北战，平定内乱，为建国做了充分的准备，加速了契丹社会前进的步伐。阿保机立国前皇族间爆发了三次叛乱，叛者均是阿保机迭剌部亲属。

第一次叛乱，太祖五年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第二次叛乱，太祖六年“冬十月戊寅，剌葛破平州，还，复与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第三次叛乱最为严重，太祖七年剌葛率众反叛者直至阿保机行宫大肆屠杀，情势危急，“皇后急遣蜀古鲁救之，仅得天子旗鼓而已。”阿保机凭借自身的谋略与手中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快平定了叛乱，为辽朝的建立和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耶律曷鲁曾对阿保机讲：“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而诸弟剌葛等往往觊非望。”登基后的阿保机已经与世选制时期的可汗有了本质的区别，而阿保机诸弟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世选制时期，没有意识到皇帝是具有与众不同意义的存在，因而频繁发动叛乱阴谋夺取最高权力。此时的契丹社会已经突破原始游牧时期开始向封建化阶段过渡，但是对于中原汉地文化的吸收与理解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更遑论对中原文化深层次正统观的理解了。

随着阿保机逐渐统一契丹诸部，采取适应契丹社会变化的政治理念迫在眉睫。907年至912年，阿保机征室韦、讨乌丸、平锄勃德、破奚诸部，此时辽朝的疆域“东际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基本将周边部族归于其统治之下，扩大了契丹的统治版图。同时，阿保机为安置汉人、巩固政权，仿照中原制度建立了城郭、寺庙等。如神册二年“冬十月己亥朔，建明王楼，筑长城于镇东海口”;六年“建天雄寺”。

阿保机本人除了努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外，还积极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化，这一系列行为推动了契丹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为建国创立年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汉臣的辅佐

阿保机能够并服诸国、统一诸部与汉人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如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赵思温等汉臣，他们都曾为阿保机的统一大业出谋划策，并且参与建国的各项制度设计。

韩延徽，幽州次安人，作为刘守光的使者入辽。入辽后为阿保机所用，“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参与制定辽朝赋税制度，推动了辽朝国家制度的完备。

《辽史》载“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之筹居多。”，与此同时，他按照中原制度安置汉人，“以故逃亡者少”，在契丹传统社会向中原封建化转型的过程中贡献巨大。韩知古，“蓟州玉田人”，为阿保机“佐命功臣之一”，官至中书令，深受阿保机信任。《辽史》载“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

韩知古引经据典结合契丹民俗制定礼法，推广实行，后与康默记征渤海立功，是阿保机建国过程中的得力助手，完善了契丹对于汉民族的管理机构及制度，对契丹民族接受汉文化做铺垫。韩知古的活动贯穿着阿保机建辽的全过程，也可以称其“功亦伟矣”。

康默记，本名照，阿保机侵蓟州时俘获，由于欣赏康默记的才能，将其收归麾下。康默记处理番汉事宜深得阿保机心意，他在诸部新服、典制未被的情况下，推析律意，论决重轻，毫厘不差。“罹禁网者，人人自以为不冤”，间接地完善了契丹的法律，使契丹社会法律制度愈加完备。赵思温，字文美，卢龙人，原刘仁恭幕僚，阿保机遣大将经略燕地时前来投降。阿保机伐渤海时“以思温为汉军都团练使，力战，拔扶余城”，身受重创，为灭渤海立下赫赫军功，此后子孙在辽太宗时期，官至使相。

以上例子皆可以说明，阿保机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建国的伟业，离不开众多汉臣的鼎力辅佐。但此时辽王朝的统治仍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虽然从中原输入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学习并使用中原的典章制度，但处于深层次思想结构的“中国”意识还未真正觉醒。阿保机征服诸小国后，多任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公元916年阿保机在汉人的帮助下，仿照中原典章制度制婚嫁、置官号，称皇帝自号天皇王，建元“神册”。从阿保机与汉人集团的一系列互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辽代建元与中原文化在辽地的输入密切相关，同时也显现出辽上绪唐统的中华文化延续性，但是也为此后辽宋政权关于正统性的斗争埋下伏笔。

结语

中原王朝建立年号是自汉武帝以来的一种文化传承，既是奉正朔的一种表达，也是纪年的一种方法。辽代年号的建立与发展，随着其国家封建化进程的加深逐渐走向成熟，分析辽代年号有助于我们了解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此同时，辽朝对中原文化从吸收借鉴到融为一体的过程也得以呈现。

自中唐以后，唐朝与契丹频繁地交流，契丹遣使朝贡、受唐册封，双方互通婚姻，使得契丹长久地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其年号制度的建立就是吸收和借鉴中原文化的结果。

辽朝历经九帝二十二个年号，这些年号中包含着浓郁的中原文化色彩，但由于辽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理解程度不同，加之契丹自身的民族信仰，故而辽代年号又有与众不同的一面，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辽代年号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