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曾门四学士”之张裕钊书法《千字文》

张裕钊(1823-1894)，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字廉卿，湖北武昌（今鄂州）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清史稿·张裕钊传》）。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与黎莼斋书》）。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培养学生甚众，范当世、马其昶等都出其门下。

张裕钊论学,继承桐城余绪,认为汉学“枝辞碎义”，“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宋学“专从事于义理，而一切屏弃考证为不足道”（《复查翼甫书》、《与钟子勤书》等），主张“学问之道，义理尚已。其次若考据、词章,皆学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须为用,然必以其一者为主而专精焉，更取其一以为辅，斯乃为善学者”（《复查翼甫书》）。唯历史（www.weilishi.org）

张裕钊为文，推尊桐城义法，言“不信桐城诸老绪论，必堕庞杂叫嚣之习”（姚永朴《旧闻随笔》）。又师承曾国藩，力救桐城派古文气弱之失，强调”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答刘生书》）。故其行文思力精深，黎庶昌称其“渊雅超逸”，“论醇辞足”（《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更推尊他能“变而后大”，“独得于《史记》之谲怪”，虽“文气雄峻不及曾，而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与姚仲实》）。张裕钊自许亦甚高，自称撰《书元后传后》近似西汉人，不下于方苞、姚鼐、梅曾亮诸人(《答李佛笙太守书》)。唯历史（www.weilishi.org）

张裕钊也能作诗,多牢骚抑郁语,如《读史》等。亦有忧愤国事之作，如《孤愤》、《与友人夜话》等。所以吴汝纶《依韵奉廉卿》诗说：“张叟用文娱百忧，风涛入笔倒如流。”张裕钊的书法亦名重一时，有《张廉卿先生论学手札》等墨迹多种行世。笃精古文辞，被称为桐城派之胜流，工艺法，康有为称其“集碑学之成”，推崇有加。其书法险峻中见刚健，在日本颇有影响。《七言诗》有北派清朗爽利的书风，精气内敛，是其书法力作。唯历史（www.weilishi.org）

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述学第二十三》评廉卿书曰：“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又云：“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濒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何有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近人马宗霍《霎岳楼笔谈》则曰：“廉卿书劲洁清拔，信能化北碑为己用，饱墨沉光，清气内敛，自是咸、同间一家，然又如南海康氏所称，则未免过情之誉。”前人康马氏高度评价张裕钊先生之书帖，是恰如其分的。张裕钊之书帖，不是法古不变，而是为我所用，在学习中求创新。他吸取前人书法之长处与特点，创造出独具个性的结构、笔法与气韵，展示出其个性的新姿态、新书体。张帖融入了魏晋唐宋之书风，展历代之笔法，在结构章法上，求布局完满，严整平正，展示出清新与秀丽之形态；在笔法上，线体自如，横直转折，方中带圆势，显露出遒劲、圆活、浑厚；在意态上饱满、稳健，显露出其风骨与兴味。张氏帖书法显示的结构美、形式美、笔法美、气韵美，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独具创造性的近代著名书法家。据传，张氏书法还深得日本等国书法界之尊崇，足见张氏书法在国内外影响之大。唯历史（www.weilishi.org）

主要著作有《濂亭文集》8卷,《濂亭遗文》5卷,《濂亭遗诗》 2卷。1916年,裕钊后人重刻文集,与遗文、遗诗，合为《濂亭集》。唯历史（www.weilishi.org）

曾门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声誉的大清帝国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幕府。曾府可谓人才济济。它囊括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著名人才。其中包括著名的数学界泰斗李善兰，化学家徐寿、华衡芳，中国留学美国第一人容闳，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中国驻英、法、比、意大使薛福成，中国驻美大使陈兰彬，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李鸿章，文学名士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等。他们为曾国藩督办粮台、参赞军机、草拟奏章、带兵打仗等。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作出了很大努力，其中以薛福成、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最为出名，成就最大，所以他们四个被成为曾门四学士。唯历史（www.weilishi.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