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举荐的人才都有哪些

“奖引后进，如恐不及， 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宋史·欧阳修传》

欧阳修被称为“千古伯乐”，最早可追溯到脱脱编修的《宋史》，其中，惊才绝艳如苏轼、文学成就如曾巩等不世出的大才，统统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故吏。

那么，欧阳修究竟举荐了多少人才?

偏科的苏轼

苏轼的文学基础来自父亲苏洵的家学。苏洵在自己科举屡屡落败后，将经世致用的希望寄托于儿子苏轼、苏辙身上，在《上张侍郎第一书》中回忆了其对二子的教育。“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

自幼，苏轼便接受了策、论类文章的教育，父亲苏洵认为时文“好奇而务深”“虚浮不实”，倡导“文贵自然”“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这与当时正在酝酿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暗和，所以，苏轼年少时接受的教育恰恰跟随了文学变革的脚步，使得他在日后的科举考场上，受到了欧阳修的关注。

关于欧阳修与苏轼，多年来一直盛传，苏轼殿试考了第一，但因为欧阳修误认为这是自己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免徇私，将此文的真实作者苏轼降为第二。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去看曾巩和苏轼的文章，会发现这种说法破绽颇多。相反，真实的情况，可能会更令我们意识到欧阳修对苏轼的知遇之恩。

宋仁宗嘉祐年间，考生在殿试阶段几乎不会再落榜，只是用来决定最终名次，所以，省试在宋代科举中才是最重要环节。按《宋史》载：宋代省试“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到了宋仁宗宝元年间，在李淑的建议下，又改成了：“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

也就是说，在进士科举考试中，并非单单考一科，而是综合策、论、赋、帖经(墨义)四科的总成绩，进行综合排名，苏轼斩获第二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科目而已。

事实上，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与曾巩《论刑赏》稳健的行文风格有着霄壤之别，曾巩不喜堆砌辞藻，不喜旁征博引，甚至很少提纲掣领地对文章作出总结，文风朴素。而苏轼的文章一改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行文平易晓畅，用典炫技颇多。

此外，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苏轼的用典也存在着很大问题。

在苏轼文章中所引用到的《诗小雅巧言》中，苏轼写道：“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湍沮”。

但翻开原文，其实是：“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也就是说，苏轼把原文记混了。

这还不算，在文中所引用的尧帝三阻皋陶判刑的典故中，完全是苏轼瞎编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苏轼在短短六百多字的文章中用典频频出错，但行文、观点、论述却皆是顶尖，这让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纠结不已，他的“伯乐”能力也让他做了比较突破的选择给到才华横溢的苏轼以第二名的成绩。

放榜之后，欧阳修专程去问苏轼，他文中提到的“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哪里，结果，苏轼给了欧阳修一个十分潇洒的回答：“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

这种级别的考试，苏轼敢瞎编典故，也幸亏是遇到了脾气好又爱才的欧阳修，到底也没有和他计较，苏轼也从此顺利踏上仕途。

从最后的授予官职来看，苏轼的总成绩并不出彩，甚至处于殿试考生的中下水平：北宋的殿试成绩从一甲即为甲科，二至五甲为乙科或丙科，不同的成绩对应的是不同的授官职位。苏轼的最终殿试成绩为进士乙科，试后授官县主簿，处于最基层。

在四科考试中的《春秋》对义中，苏轼考了第一，后来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又得了第二，但总成绩失常如此，可见其余两科发挥之差，如果没有伯乐欧阳修在省试中将苏轼的文章定为第二，或许苏轼在当年科举名落孙山也犹未可知。

曾巩的漫漫科举路

在苏轼的同届考生中，时年三十九岁的曾巩可谓一路坎坷。

论及出身以及家庭底蕴，曾巩并不比苏轼逊色，曾巩家族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曾任尚书户部郎中，而父亲曾易占，也是太常博士出身，曾任临州尉，知监等。曾巩自身遗传了家庭的良好基因，天资聪慧、记忆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早十二岁时，就尝试写过科举《六论》。

可偏偏生不逢时，曾巩年轻时的科举考试里，华丽的文风以及剑走偏锋的奇诡论述往往能博得考官青睐，很明显，这并不是曾巩所擅长的。

在1037年到1056年的将近二十年间，曾巩参加的两次科举都以落第告终，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又让曾巩背负起了沉重的负担。但好在，在这期间曾巩认识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伯乐欧阳修，成了他的门生。

曾巩与欧阳修认识得很早，是在曾巩第一次进京考试之后，当时的欧阳修是馆阁校勘。曾巩对于崇好古文的欧阳修向来仰慕，借助这次进京赶考的机会，曾巩给欧阳修写了第一封信《上欧阳学士书》，信中，曾巩希望欧阳修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志向，并且希望欧阳修可以收自己入门。

对于不第的曾巩，欧阳修并没有任何的轻视，收到曾巩的信件后，欧阳修被信件内容以及后来的《时务策》打动了，欧阳修发现，这位声明不显的曾巩，不过是因为擅长策论而轻于盛行一时的科举时文罢了。

发现曾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欧阳修很快回复曾巩，并称其为 “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并写了《送曾巩秀才序》，为曾巩的屡试不第叫屈，从此将曾巩收入门下，悉心栽培。

即便曾巩是个高龄落榜生，欧阳修也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过吾门者百千人 ，独于得生为喜”。

虽然多次名落孙山，但在欧阳修的极力扶持下，曾巩并没有因此放弃仕途，终于在嘉佑二年(1057年)以39岁高龄中了进士。入仕之后，经过欧阳修的举荐，曾巩就任于馆阁校勘，欧阳修对于文学的见解深深影响到曾巩，师徒二人的文章具备的纪实性，也就是崇尚实学、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也深深影响了北宋中后期的科举考场。

终其一生，欧阳修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栽培曾巩，而曾巩除了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以外，处理政务风格务实、细致，愿意深入到基层调查了解工作，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齐州、越州、洪州都留下了美名，这也是曾巩对于务实主义者欧阳修提携之恩的最好回馈。

星光熠熠的科举第一榜

嘉佑二年(1057年)对于进东京汴梁赶考的众多学子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

如果不小心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那就避不开一件事崇尚古文运动，并遇到向来反对北宋前期以诗赋取士的考试标准的主考官欧阳修。

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宣示了他对过往科举考试的看法：“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而担任当年主考官的欧阳修自然大刀阔斧的对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

这个改革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却被后世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大名鼎鼎的苏轼、曾巩正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

欧阳修担任主考的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曾巩只不过是当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其中进士388人，在这一大群人中，对后世造成巨大影响的就有十多人，除了上文提及的苏轼与曾巩，这份进士名单还有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这些榜上有名的人又达成了什么成就?

王安石变法骨干：章惇、吕惠卿、曾布，对当时社会发展以及后世借鉴有极大参考意义。关学：由张载创始，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洛学：以程颢、程颐兄弟提出，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思辨"天理"与"人欲"，主导两宋交际哲学思想。蜀学：由“三苏”父子创立的儒学派别，经学方面颇有造诣。此外，当届科举还出了九名宰执，文官出身的王韶甚至主导了宋夏之间的熙河大捷。嘉佑二年，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无论从含金量还是影响力，在这千年的科举史中，可称得上巅峰时代。

“门生故吏满天下”的名士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论及质量，首推的还当是欧阳修。

欧阳修是个务实主义者，这从他的文章风格就可窥探几分。欧阳修的思想讲究文道并重，讲究写实性和实践性，也一直倡导诗文革新。欧阳修极力反对五代宋初的夸张虚浮的文风 ，他认为，自五代到当世的文学作品修饰浮夸、辞藻过于华丽而言之无物。

欧阳修的思想在他主持的科举考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言简意赅、言之有物、注重实学，因此，务实的欧阳修也为宋廷筛选出一大批人才，而在欧阳修之后，他的思想仍然在两宋科举中因袭，影响深远。

慧眼独具的欧阳修既能识才爱才，又能不计亲疏举才荐才，“千古伯乐”的美称于他而言，应当是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