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八道原意指的是什么

“胡说八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比较常用的成语，意思是没有根据，胡乱说话。不过据说“胡说八道”最早并非是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可能大部分朋友都不清楚“胡说”和“八道”的本意是什么，其实这背后还跟佛教有些关联。那今天就准备借此机会，跟广大网友讲讲“胡说八道”背后的故事，以及在佛教中“八道”究竟有何含义。要是对此感兴趣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1、“胡说八道”起源

在我国古代，习惯称少数民族为胡、戎、狄(又作“翟”)、蛮、夷，带有一定的蔑视意味。其中“蛮”、“夷”更多指东南、西南少数民族，胡、戎、狄(翟)，则更多指代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

这些因为带了蔑视意味而在今天已不用的指代词，除了有“方位”之分，还有“远近”或说“亲疏”的区别形容东南、西南少数民族，“夷”比“蛮”要显得“亲近”些;形容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戎、狄(翟)，通常合称“戎狄”，比“胡”要稍显亲近，至少，地理上，“胡”，在这称谓形成的上古时期，指代得更宽泛、更遥远。

胡说八道，原本的意思是“胡人”在说“八道”。胡人，指西方、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其地理和血缘上与我们相距更远的“域外”人士;“八道”概指佛教。

佛教诞生于我国西南方的古印度，大体有“南传”、“北传”两个传播途径。我国处于“北传”方向上，有一早一晚、一主一辅两条线路，其中稍晚的“辅线”，是由今尼泊尔传入西藏(吐蕃)再至中原(洛阳为中心);较早的也是较主要线路，是由“西印度”(今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北上至中亚，进入今新疆地区，向东至我国上古、中古核心地带(陕西关中地区)。在这条线路上，最开始就是“胡人”的“导入”，后来，玄奘法师(唐僧)取经，其实也大抵是沿着这条线路，只不过是打了个来回。

胡人将他们理解的佛教传入我国的时候，国家的开放程度还比不上玄奘法师的时代(唐初)，国人(汉人)本来就不大瞧得起胡人，再加上胡人习学我们的语言，带有浓重口音，或许还会有不少语法错误，叽里呱啦说了半天，咱们先民也没听大懂，就笑他们讲不清楚还要讲，便有了“胡说八道”的贬义形容。

2、佛教的“八正道”

不感兴趣佛教的话，看了前述，或许还没全明白胡说八道就是胡人宣讲佛教?“胡说”是“胡人说”，“八道”就是“佛教”?

八道，指的是佛教基本教义中的“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指代“修行”的不同方面和阶段。

佛教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最根本教义”，是被称“四圣谛”的四条“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以构成认知和修行的逻辑。苦谛，是在讲人生之苦关乎肉体生命的“生”、“老”、“病”、“死”，关乎精神的“怨憎”、“爱别离”、“求不得”，以及所有这些的综合，追求生命永恒而不能得的“五阴盛”，共是“八苦”，人生即这八苦而成的“苦海”;集谛，揭示“八苦”的根源渴爱;灭谛，指引脱离苦海的“总钥匙”，即湮灭自身的“渴爱”，以“除一切苦”;道谛，则是遂行“灭谛”的具体化的“方法论”，即上述“八正道”。

胡说八道胡人在说八正道，也就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或“域外”人士，在向我们的先民传播、宣讲八正道。

也许，他们对佛教的理解，只是作为具体化的方法论的“八正道”，或者，讲来讲去，咱的先民就只大概齐听明白了“八道”，而很可能并未领略佛教最根本认识、修行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也可以说，胡人说的“八道”，还真……说“不对”，有点儿过了，但怎么也是“不够全面”吧。

3、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如前述，佛教最早传入我国，是大概也是“半吊子”的“胡人”以“八道”即“八正道”为核心主旨的粗率传播，时在汉朝(西汉中后期至东汉)。那时，我国基本保持大一统政治格局，生产发达、国势强盛，经历漫长沉淀的文化体系，成熟、丰满，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对外来精神理念，接受不算积极，再加上“半吊子”和语言障碍，佛教的最初传播，并说不上成功。

后汉(东汉末年)，国家陷入武力纷争、军阀割据状态，最终分裂(三国)，七八十年几乎无间断的战争，致使生产委顿、人口锐减、经济萧条、文化荒芜。勉强重新拼凑回大一统格局的西晋王朝，出身士族、成于武力，治政不力，文化建设乏善可陈，倍受北方新兴游牧民族政权压迫，很快退缩至东南一隅，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入主中原(五胡乱华)，没落孱弱的东晋政权也被瓦解，历史走入分裂飘摇的“南北朝”阶段。

以鲜卑族创立的“北魏”王朝为代表的北方“胡人”政权，本来就颇受佛教影响，入主中原后，即大兴佛教(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均可为证)。相对应地，南朝汉族政权，也在重建文化的过程中，吸纳了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使得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机遇。

在这个对佛教而言可遇不可求的重大机遇中，佛教的传播，进入本源、实质化状态，其中达摩、鸠摩罗什两位高僧的表现与贡献尤为凸显达摩的教义和传教精神得到北魏皇室关注、认同，在开明睿智的孝文帝支持下，开宗立派，是为“禅宗”鼻祖，得以在嵩山建“祖庭”(少林寺)。

相比达摩，鸠摩罗什的传教，起初是被动的。这位有一半婆罗门血统的高僧，修行、成佛在西部邻国龟兹(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心地带在库车市一带)，是作为战俘来到中原的，在中原传教多年后获释，被恭送回龟兹国。

两位高僧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教义，在中华大地丰富、强化了佛教，使得佛教在我国思想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至唐初，为寻求正统和更加的丰富，玄奘法师冒险出境，只身西行，千难万险绕行至佛教发祥地，求取真经，十数年后归国，引领了佛教最大规模的“汉化”工程。我们今天读到的汉文佛经，大多出自玄奘法师及其后继僧侣的心血。

那之后，佛教成为与“儒”、“道”并立的思想体系，融入中华文明宝库。“胡说八道”的典故，也就成了追溯遥远过去时的笑谈，渐渐俗化成了今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