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上有与夏朝有关的记载吗？

殷墟甲骨文为何只有273年的遗存？甲骨文伴随华夏文明的启蒙期

随着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商朝就此走入现实，使得中国的信使时间提前了五百多年，中华被确认的文明史也上推至3600年前。甲骨文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殷墟甲骨文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因出土于殷墟而称为殷商甲骨文。殷商文化具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殷商甲骨文记载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大都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有些关于天气，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早生贵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在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据统计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只有2000个左右，被认为为殷商时期所产生、形成，成为成熟的完整文字系统。

作为中国夏商周三代起始的夏朝，因为至今没有发现夏朝国都的遗址，没有发现代表夏朝文明的文字，没有发现代表夏朝统一王权管理的金属货币，而不被国内的疑古派史学家与国际历史研究者所认可。

作为中国成熟文字系统起始的甲骨文，难道只是在商朝五百多年时期，从产生、到发展、至成熟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司马迁在《史记七十列传龟策列传》如下记载：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

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归等耳。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後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於精神也。

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於助衰养老，岂不信哉！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

司马迁年轻时曾游历江淮，对江淮地区的习俗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在《史记》中专门著有“龟策列传”，详细记述蓍龟占卜的相关历史与事件。从中我们了解到，以蓍龟进行占卜的传统，为江淮地区历史悠久的习俗。以至于蓍龟占卜活动，成为夏商周三代王室行使王权管理的最重要方法。这种蓍龟占卜管理模式的形成，背后隐藏有什么地域文化与文化传承性呢？

从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商朝文化与夏朝文化一脉相承，周朝礼乐完全传承于夏朝礼乐。那么，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或观点，殷商朝的以蓍龟占卜来决定国家大事、生活、生产的文化，也完全来自于对夏朝文化的继承，而殷商甲骨文的继承与发展也离不开夏朝甲骨文的成果。换句话说，殷商甲骨文的前身就是夏朝甲骨文，夏朝同样具有一套完善体系的夏朝甲骨文。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明确告诉我们，夏商二代从事占卜的甲骨与甲骨文，在占卜后是不能收藏的，必须丢弃掉，否则占卜就不灵验了。这就是为什么能在殷墟出土大量甲骨文的原因；为什么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只存在盘庚迁都到商纣王灭亡的273年期间的记录，而无记载其他年代甲骨文的原因。

这也给我们的考古学们一个明确提示，对于商朝其他时期的商朝国都的确定，必需有甲骨文或甲骨的出土来进行佐证。商朝前期二百多年国都遗址的确定，如果没有甲骨文或甲骨的出土，是要打问号的；如果有甲骨文或甲骨的出土，其他条件不是很完善，其为商朝国都的可能性也极大。

将以上结论进行延伸，那么对于夏朝国都的寻找与确立，也离不开甲骨文或甲骨发现的决定作用。对于夏朝国都的寻找范围，结合江淮地区蓍龟占卜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与夏商二代王室的蓍龟占卜文化来看，作为商朝前期的夏朝国都，在江淮地区的可能性极大，而不是在传统历史理念的黄河流域。

对蓍龟占卜习俗产生的起始年代，在此就不得不阐述一下，近年在涂山地区淮河北岸四公里处发现的蚌埠淮上区发现的双墩文化遗址。双墩文化遗址，考古确定的年代距今为7300年前，在高出地面数米的土墩上，出土发现了大量的带刻画字符的陶器，以及大量的龟骨与兽骨。龟骨与兽骨因年代久远，腐蚀风化严重，无法确定龟甲上是否有刻画符号，但陶器上发现的刻画字符有六百多个。这六百多个符号分为三大类：动物形、植物形、其他形，这些都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而殷商甲骨文记述的内容，除了和商朝王室有关的事务外，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相关的蓍龟占卜也是主要内容，其与双墩文化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内容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如果我们进行大胆推论的话，7300年的双墩文化遗址，就是远古时期淮河流域地区人们的一个蓍龟占卜的祭祀台，那些刻画符号就是远古人们寄托希望的原始刻画符号。而3600年前的殷商蓍龟占卜的甲骨文，是进过三千多年发展后的，对双墩文化习俗的继承与传承。

在7300年前的双墩文化与3600年前殷商文化之间，4000年前的夏朝文化应是对双墩文化与殷商文化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即是对双墩文化的继承发展，也是殷商蓍龟占卜文化的前身。那么，夏朝必然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甲骨文来承载蓍龟占卜活动，夏朝国都也必然有一个如双墩文化遗址和殷墟甲骨文发现地类似的祭祀台。祭祀台中必然也有大量的甲骨或甲骨文，来显示夏朝近五百年曾经从事过的各种蓍龟占卜活动而遗留下来的痕迹。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形成几个基本观点与结论：殷商的甲骨文，绝不是商朝时期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对夏朝甲骨文的传承与发展；夏朝也必然有与殷商甲骨文类同的夏朝甲骨文，并留存在某个尚未被发现的祭祀台厚土之下；双墩文化遗址是夏商蓍龟占卜文化的启蒙时期，其出土的刻画符号是甲骨文的前身，代表了祭祀者的个人身份或某种美好愿望；7300年前至3600年前是中华文字产生、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7300年前涂山北的双墩文化遗址与4000年前涂山南的“禹会诸侯”的禹会村禹会遗址，必然是一个文化传承关系，是同属于一个远古文化发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