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理念古语

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理念古语

从历史上看，最早对于“和”有着独到理解，并且讨论了“和合”观念的人，应该是西周末年的史伯（准确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大概生活在周幽王时期）。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史伯的记载，主要就是《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这一篇文字。此外，《国语·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通常也被认为是史伯的言论，但事实上伯阳父和史伯并非一人，伯阳父的生活年代可能要略早于史伯。

在《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中，史伯对于“和”的探讨，主要涉及“和”“和合”“和生”等方面，由此形成了关于“和”的系统而丰富的理论，或者可以称之为“和”的哲学。这个“和”的哲学系统，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首先，“和”是这个哲学系统的本体论。“和”的本义为声音的相互应合。《说文》：“和，相应也。”围绕这个中心义又引申出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化解矛盾之义，例如，“三曰礼典，以和邦国”（《周礼·天官》）。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和”本是一个极平实的常用概念。史伯第一次将“和”的义涵提升到哲学高度，把“和”定义为“以他平他”。所谓“他”，即存在差异的诸要素；所谓“平”，即协调平衡。故，“和”意味着聚合诸种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对立的事物，并使之协调统一。可以说，“和”即事物，事物即“和”，事物的现实性存在就是以不同事物之间的平衡作为基本模式。

其次，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事”为中心，史伯对“和”的谈论也不离于此。“和”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展开即“和合”，史伯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一观念的重要性。从反面来说，史伯指出，“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其结果是“殆于必弊者”。从正面来说，史伯把商契和合五教作为对契大有功于天下的一种证据，“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所谓“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和合，会使百姓安身立命。这表明，“和”在现实的政治社会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以伦理道德的“和”来实现天下“和谐”的状态。

最后，作为思想根基的“和”若要在现实世界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史伯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事物生成和发展的辩证法。他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只有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并相互作用，才能不断产生新事物；如果只是同质事物的简单累积，那就还是原来的事物。史伯还进一步举例说明，“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薄？梢运担昂汀惫钩闪恕吧钡亩啤

产和合价值是什么

和合文化也叫汉族和合文化，是由现代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提出的名词。

“和”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用现在的话就是“和谐”的意思。“和”本身已经包含了“合”的意思，就是由相和的事物融合而产生新事物。张教授要突出这一点，就在“和”后面加了“合”。他整理国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这一精神加以阐发，而其弟子跟起，成一时风气，而有和合之学焉。其和合学，是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和”精神的总结。

意义：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科学理解和正确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加强对和合思想的研究和推广，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在思维方式上有助于纠正以往“斗争哲学”的偏差。和合文化不是不讲矛盾、斗争和冲突，而是既承认矛盾、冲突和差异，又解决矛盾、冲突，使诸多异质要素、各个不同的事物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求同存异，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把斗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吸取各要素的优质成分，择优汰劣，促使新事物的产生，即由旧的和合体发展为新的和合体，由此而促进事物的不断发展。这种取代单纯“斗争哲学”的和合思维方式与新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实践相适应，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2．对内有利于推动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市场经济必然充满了竞争，有竞争就有矛盾冲突，就有成功者和落伍者，就带来差异、矛盾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影响安定团结。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在竞争中发展，整个社会逐渐走向经济与市场的一体化；竞争是为了发展，是为了繁荣，但也需要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共谋发展，把各方的利益都融和进去，而不可偏废。整个社会经过由相互冲突，到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过程，合理满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就可以使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3．对外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当今国际社会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对当年的军事竞争变成了经济竞争；民族主义抬头，民族纠纷增加，面对这些差异和矛盾，亨廷顿提出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强调西方文明应防范儒学与伊斯兰两大文明的联合。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旨在以西方文明排斥其他文明，抹煞各种文化相互间的交流、吸取与融合，将文明的差异极端化，企图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为标准来规范当今社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这与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向极不协调，因而遭到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事实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国际社会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难以避免，但不应诉诸武力，而应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冲突，摈弃冷战思维。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

4．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侨胞的大团结。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指引我们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完成了香港回归。中国的完全统一已为时不远。“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结合新的时代发展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的伟大构想，与中华和合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也有某种契合的因素。“一国”可理解为“和”，“两制”即是“不同”。既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之差异，又以“和”来统一之，和合差异，而不抹煞个性。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国两制”与“和而不同”是相互沟通的。因此可以说，与中华和合文化相契合的“一国两制”构想，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宣传和论证中华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思想与“一国两制”相契合的关系，容易得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的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