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汉契一体”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契丹人如何定义自己的民族？
契丹人“汉契一体”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契丹人如何定义自己的民族?中国历史故事网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通过许多方面的分析和考证可以看到，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人的思想、意识和观点，体现相当深厚的“汉契一体”之中华观念。
一、以炎黄子孙自视
任何民族的族源乃至祖先，都是该民族的重要问题，必然引起自身的关注。契丹族也如此，并有明确的看法。
辽代著名史家耶律俨提出，契丹民族为“轩辕后”即黄帝后。这位史家以“资滑性巧”，“善伺人主意”著称。他对这个重大问题作了多少研究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无论如何也不敢轻易作主，更不敢毫无把握地写在《实录》里。退一步说，即使写进去，如不符合皇帝意图，审查时也要改正。故轩辕后之说必然反映契丹族，特别是契丹皇帝的意见。
契丹族和汉族，虽各有自己的政权，然而契丹与中原汉族一样出自黄帝，同是黄炎后裔。于是契丹族便连上“黄炎”这条总根，与汉族同祖、同源。既然如此，那么契丹族也是中国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心态，是由国史院起草，宰相耶律俨监修，契丹皇帝批准的《皇朝实录》即国史郑重宣布于世，并留给子孙后代以作垂鉴。
辽人非常欣赏“帝尧清问下民”的作法，“帝尧”就是“唐尧”。圣宗认为：“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轩皇”系轩辕氏黄帝。《圣宗皇帝哀册》里写有，契丹“肇分覆载，建立皇王。德惟善政，邦乃其昌。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虞大舜”即虞舜。《道宗皇帝哀册》载：“元孙牢让，勉临庶务，难求尧舜之高蹈。”
辽人对黄帝、尧、舜等超人的才能，卓著的政绩和爱民、贤能、仁慈等高尚品德，以强烈的感情予以赞美、歌颂，这几位传说中的先贤圣哲成为他们向住、神化的偶像。圣宗根据“事死如事生”的礼仪，于统和十三年(995年)诏，重建“奉圣黄帝嗣，儒州舜關”，并“以时祀之。”上述感情和做法，与中原汉族相比，没有什么差距。很大程度表现出中华民族敬祖、尊宗的传统意识。这不正是血脉一体的情感流露嘛!
二、以中国文化继承者自许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此，契丹民族积极汲取仍至继承的肯定态度，非常明显。
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不久，在一次会议上问群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臣下纷纷表示，应先祭祀佛教。太祖以“佛非中国教”为理由予以否定。皇太子耶律倍力排众议，并提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这种意见，正符合太祖之意。遂决定“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就确定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优先而又重要的地位。于是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契丹人和辽政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其后，辽朝诸帝一直恪守不移。这个民族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积极主动的改造自已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及民族心理素质。
契丹族及辽政权之儒化速度颇快。至道宗朝，已发展到“礼乐交举，车书混同”的高度。其中，太宗灭后唐、亡后晋和推行二元官制，圣宗——萧绰太后一系列政革，兴宗修成《礼典》和道宗广建孔子庙等，都应看作“儒化”道路上不断前进的里程碑。
道宗学习《论语八佾》时，与老师有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当讲到“夷狄之有君”时，不得不停止，因为下句是“不如诸夏之亡也。”这种带有狭隘正统观和民族观的语言对夷狄契丹，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老师恐道宗接受不了，更担心由此而闹出意外，故仅说一半就回避了。道宗为解除噤若寒蝉的老师之顾虑，马上表示：“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继续讲解。道宗的话，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继承者的口气，并为“夷狄”的契丹，文化上“不异”于华夏——汉族而自豪。
清宁三年(1057)懿德皇后萧观音创作了思想性、艺术性颇佳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其琛。到处承天意，皆捧同日心。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诗人萧观音不回避本民族是“夷”，汉族为“华”的传统称谓;但明确提出作为“夷”的契丹建立的辽朝乘承“天意”，受到大众拥戴。中国文化在虞舜开创的“盛轨”形式中，契丹族不仅是继承者，而且是光大者。致使其“声教”、“文章”传播到“蠡谷”、“鸡林”等边远地区，从而出现空前的伟业。作者紧紧掌握时代脉搏，积极讴歌契丹族一贯追求、向住的“华夷同风”之目标。这正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历史规律的体现。《同风》美韵深得道宗赞赏。
辽政权根据时代要求，积极贯彻尊孔崇儒基本国策，故儒化逐渐加深。无怪他们提出，文化上“不异中华”和“华夷同风”等看法，直接表现出他们“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
三、对龙的感情
契丹人与中原汉人一样，对于传说中的虚构、神异动物“龙”，也有尊敬、崇拜、向住和恐惧等复杂的心理状态。
龙字纷纷进入称谓之中。祖州有黑龙殿。祖陵入口称龙门。开龙寺系上京城著名寺庙。东京城南门名龙原门。奉圣州有龙门山和龙山县。太祖改扶余城为黄龙府。圣宗改习家砦为龙山县。黑龙江两见于《辽史》。上京城龙眉宫系辽代最早的宫殿之一，诸帝经常在这里举行重要活动。上京城南门主要街道称龙寺街，留守司和盐铁司等重要衙属置于该街之东。
“龙”字与军队、官职的关系密切。龙军是辽军的一支。著名将领耶律迭里指挥龙军参加讨阻卜、征党项、灭渤海等战斗。龙虎军是禁卫军的一部分。耶律胡吕、耶律题里姑、萧夺刺、萧忽古和萧酬幹等均担任过它的最高领导即龙虎卫上将军。掌握宫廷厮马的机构称“飞龙院”，女里、亚刺和韩杞等曾担任过飞龙使。
龙象征帝王。耶律曷鲁为阿保机建国称帝而大造舆论，说他是“龙的化身”。令官赵一惟称道宗谓“真龙”。称皇帝即位谓“登龙位”，皇帝丧车谓“龙辒”，皇帝朝服谓“龙衮”，皇宫谓“龙宫”。“龙”与封建皇权紧密结合，使其蒙上更加神秘的色彩。
辽人留下许多带有各种龙形的古迹、文物。庆州白塔门上有二龙戏珠浮雕，蜿蜒如生。朝阳南双庙辽代石刻崖有大型爬龙、飞龙各一条，张牙舞爪。从建平张家营辽墓出土著名的“二龙戏珠鎏金冠”一顶，龙形逼真。库伦旗前勿力不格村五号辽墓的器物中，有鱼龙形水盂一件，龙纹带饰二件。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出土大量器物，与龙有关的共六件，双龙纹金镯二、龙形等玉佩一、雕有鱼龙形舟的琥珀珍珠耳坠二、錾有蟠龙戏珠图案金花银盆一。辽代，龙的艺术之造型生动，气势雄伟。就水平而言不亚于中原。在龙的演化中，呈现“凝重规范”的特点。
早在契丹族“始祖”奇首可汗时，就与龙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后，龙已深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称谓和习俗等方面，成为颇深的信仰物。契丹族，龙的艺术如此高超，龙的传说如此兴盛，龙的感情如此深厚，故作为“龙的传人”，毫无愧色。
中华大地，龙曾作为图腾的标志，它联结世代子孙，凝聚人们的心理，在社会意识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中国是“龙的故多”，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成为中华民族重要标志。龙的传人、华人和中国人三者早已成为同义语。这一点已无可辩驳。既然契丹族也是“龙的传人”，那么当然就属于华人、中国人范围之内了。契丹民族对龙的感情，直接反映出强烈的“汉契一体”之中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