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埔四凶”分别是谁

1、邓演达---反帝反蒋先锋却惨死叛徒之手

邓演达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是著名国民党左派。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指挥攻克武昌。曾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邓演达流亡欧洲。1927年11月1日，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1930年春回国，在上海格罗希路大福里将1927年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总干事，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

1930年9月创办和主编《革命行动》，主张在中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蒋。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成为跟蒋介石嫡系组织的“黄埔同学会”相抗衡的团体，在军事上构成对南京政府很大的威胁。1931年积极筹划反蒋军事行动，因叛徒告密，被上海租界巡捕逮捕。翌日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从上海押解往南京，此期间，蒋曾派人劝邓演达放弃其政治主张，当即遭邓严词拒绝，表示“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1931年11月29日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2、恽代英---学生运动先锋创办《中国青年》

恽代英，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它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5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党团干事，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1月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7月恽代英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底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曾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29年6月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恽代英是敌人切齿痛恨的共产党人，蒋介石把他他作为重点搜捕对象。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1931年4月29日被杀害于南京，时年36岁。

3、高语罕---辛亥元老也是陈独秀铁杆

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安徽寿县人。早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与陈独秀结识。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与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深造。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组织的爱国反帝活动。1925年春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12月被派到广州，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

1924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一大，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四川特派员，并任杨森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7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曾同廖乾五等秘密会见叶剑英，获知汪精卫、张发奎召开庐山会议反共的阴谋。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随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后，被前委派去香港进行联络工作。曾书面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情况，不久移居澳门。1928年转去上海，参加中共春野书店支部活动，参与指导太阳社文艺工作。与陈独秀过从甚密，对陈独秀极表同情，思想逐渐靠拢。1929年11月被开除中共党籍。

1932年冬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他逃到香港任教兼卖文谋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陈独秀代言人的身份到处活动。1939年5月随陈定居四川江津，与陈合译《大英百科全书》。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他帮助料理后事。1945年撰写《九死一生》回忆录。1948年春在南京病故。

4、张治中---坚决抗战共产党友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当时任第五军军长，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阻挠，毅然开赴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并留下遗书，决心以身许国。8年抗战期间，他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力主和平建国，并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声明同国民党顽固派划清界限，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1969年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