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体史书（司马光编纂的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套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编纂的一本编年体史书。这套书在中国史书中具有十分突出和特殊的地位。

若论中国史书，众所周知有“二十四史”。但是，二十四史中的二十三史，都是只写一个朝代的历史，也就是所谓“断代史”。

仅有《史记》是通史——写了上至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

虽说《资治通鉴》没有《史记》的年代跨度大，但是周朝之前的很多历史并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多数只是传说而已。

所以，中国的史书中只有《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两套是著名的通史。在这两套书中间，有些年代是重复的。由于《资治通鉴》和其他一些断代史书也多有重复。因此《资治通鉴》并没有列入《二十四史》之中。

下面我们来看看《资治通鉴》的作者和内容。

一.关于《资治通鉴》的主要作者司马光：

小时候，我们在语文课本里都学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见司马光童年时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喜欢读书，且非常喜欢读《春秋左氏传》。

19岁时他即考中进士，起初担任过龙图阁直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离开朝廷专心去写《资治通鉴》了。

后来又被召回朝廷任职。他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元老，曾担任过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一职。

司马光不仅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史学家，还是著名的文学和史学家。他在朝廷任职时，就开始研读历史书籍，为他写作《资治通鉴》打下了基础。

司马光敕编撰《资治通鉴》前后共费时十九年。他在写给皇上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宋英宗时（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编撰的史书《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后来又呈上八卷本的《通志》。

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为他专门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后来又增补人员辅助他写作。

司马光召集了著名的史学家讨论宗旨和提纲。后决定由刘攽负责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司马光总成，又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宋神宗即位后，亲赐书名为《资治通鉴》。

二.资治通鉴的内容和特点：

1.篇目：

《资治通鉴》全书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

《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

《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2.主题和立场：

这部史书横跨中国16个朝代的编年史，隋唐五代的371年占了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看得出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时期，如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

司马光具有自己的正统立场。在那些分裂的朝代，比如三国时期，他以曹魏为正宗，所以蜀和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

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他在参考和继承前人编写史书的方法时，又有所发展：对于历史上的君主，他根据他们的才能划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丰富的内容记载。比如文化方面，从先秦的儒、法、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至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独尊儒术、魏晋玄学都有记载。

3.开创了史书新体例：

《资治通鉴》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与编年简明地结合起来。

司马光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得《资治通鉴》更趋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书籍编纂推进到新水平。

三.《资治通鉴》对后世的影响：

《资治通鉴》成书之后，历代的帝王将相和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相阅读。点评和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数不胜数。

这本书成为了历代君王的政治教科书，人们似乎觉得除了《史记》外，任何史书都不能和《资治通鉴》相媲美。

因此，《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两位作者也被誉为“史学两司马”。

历代文人学者都对《资治通鉴》给予很高的评价：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曾国藩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主席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他评价说：

“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