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徐福~~

徐福，古称徐，以方士为业。古代的方士虽然在官方的正史中是以搞迷信为生的“三教九流”式的人物，但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懂得诸如医药、炼丹术、占星术、航海术等科学技术，他们的行业特色决定了上可以接触帝王贵族，下可以联系平民百姓，在当时社会上是比较受瞩目的一群。而徐福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自战国至汉初，山东沿海的方士入海求仙风盛，多是为了迎合统治者长生不老的愿望。

但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他屡次出海，没求到仙药，却依然能在秦始皇的暴政下安然无恙。为何他能逃脱，而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方士却因求药未果而被驱逐呢?龙口市文化局副局长、龙口市徐福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曲玉维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徐福当时的才能卓著，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他的东渡之旅不仅仅是求仙药这么简单，还有其他政治目的。

求仙药说。这是目前最为通行的说法。在秦代方士是很流行的。在齐地和燕地，这样的方士很多。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便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和徐福同时代的方士也有很多，像卢生、韩终、侯公等。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始皇入海求药，是可能的。

避祸说。“秦始皇暴政，一部分人敢于揭竿而起，另一部分人就消极抵抗，在沿海地区，就有很多人向海外移民。徐福是知识分子，他不满秦的暴政，但又无能为力，于是表面上热衷于寻找仙药，实际上是寻找合适的机会移民。”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教授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汉书》中说：“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人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唐代诗人汪遵《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舟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

复仇说。也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报秦亡齐国之仇，消灭族之恨而策划的一次叛离始皇恶政统治的行动。

海外开发说。当时邹衍的大九州观点十分流行，认为在海外还有很大的疆土。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引导和鼓舞沿海的航海家、探险家积极地开发海外。秦始皇所向往的正是：凡是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凡是人的足迹所到达的，都是他的臣民。于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就打着求仙药的幌子，派徐福出海，实际上，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疆土四至的理想。《吕氏春秋为欲篇》也指出了当时秦国统治者的理想：“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东至扶木就是东至扶桑，即后来所说的日本。这应该就是秦始皇对国家版图的宏伟目标。因此，“秦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桑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观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直到后来，秦始皇老了，身体渐渐不行了，才更偏向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曲玉维说。

徐福东渡何处

但是，秦始皇最终没有得到长生不老的丹药，而他满怀希望派出的求药团也一去不回。徐福带着三千人的队伍，长途跋涉，寻找传说中的三神山，最终，找到了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自立为王，再也不愿意回家乡了。《史记》中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那徐福最终去了哪里呢?

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这是诸谜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有学者认为，三神山一般是指日本国。日本还保存有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如徐福登陆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其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为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但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因为韩国也有有关三神山和徐福东渡的传说和曾活动的遗迹。此外，还有说去了南洋的，也有说到了海南岛的，更有说到了美洲的。这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为王不归。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而墨西哥湾地区有批居住山区的黄种人，据称是秦采药人的后代。

曲玉维认为，徐福历经十年的准备，而且从小生活在沿海，一定会选择一种安全可行的航海路线，一方面要保证淡水和粮食的供应，一方面要避免大的风浪，所以他决定沿岛而行，最终的路线便是：从家乡北海岸的黄河营古港启航东渡，经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最后到达日本的北九州。

两千多年来，徐福到底去了哪里，依然争论不休。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怀念徐福。感激徐福给当地带来的变化。在这些地方，世代传说着徐福教当地人种水稻、凿水井、制造农具、传播医药、纺织等知识的故事。尤其在日本，徐福集团的到来，给日本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日本从一直徘徊中的原始社会推向了奴隶社会。于是，两千多年前徐福那次复杂的东渡，虽然让他如履薄冰，但是今天却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那次东渡成了中、日、韩友好交往的开端，徐福也成为三国人民友好的化身。”朱亚非说。

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徐福其人以及东渡之事的研究，始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都曾有人在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在近现代，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陶亚民先生首先发表了《徐福事考》一文，王辑五先生把研究徐福与研究中日海上交通史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当时一些著名史学家，如汪向荣、卫挺生等，也参与了这一研究。1981年，汪向荣先生再论“徐福东渡”，又重新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而且一改其年轻时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只是原原本本地记载了“方士们的不真实的宣传”，认为“徐福是实在的人物，他的入海是为了逃避始皇帝的虐政，是有计划的海外移民。”他还指出：若对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古代史发展过程进行认真观察、探讨的话，也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传说。近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了不少瞩目的成绩。一些中国有影响的史学元老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也对这一课题颇感兴趣。如复旦大学的吴杰教授、辽宁大学的孟宪仁教授、天津社科院的王金林教授、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等，都曾立著论述。另外象台湾的彭双松教授、日本的梅原猛教授、壹岐一郎教授、水野明教授等也都对这一课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然而，由于《史记》对徐福求仙事的记载“语焉不详”，使得这个历史事件成为一宗千古疑案，史学界不少人把它看成是一只烫手的山芋。近些年来，虽然有人试图从考古学、人类学、航海史等多角度来佐证这一历史事件，但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要说认同，只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二是确实下过海。至于其出身在何处，在哪儿出海，出过几次海，东渡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到的“平原广泽”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一切还都是目前争论的焦点。因此，有些史学家就提出，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徐福与日本的关系，容易陷入空论与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