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魏晋南北朝历史背景）
魏晋时期，是政治混乱的时代，也是文化繁荣的时代；是社会上苦痛的时代，也是精神上自由的时代；在史学界是黑暗的时代，在文学界是多彩的时代。
乱世中，孕育出了多元的魏晋文化，与其他时代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
魏晋时期文化思想的生存土壤独具特色：逢乱世，迫谋争，兴士族。
魏晋南北朝，始于曹丕称帝，终于隋朝一统，历369年。一前一后是统一的极盛帝国：长达四百多年的秦汉帝国和三百多年的隋唐帝国。
夹在中间的“魏晋南北朝”就是一段乱世：三十几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战乱不止，民不聊生。这样的特殊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发生了特别的影响。
文人生逢乱世，为求家小温饱，很多人被迫为当局者谋权争利，不得不依附权贵，或者一时兵阀，甚至不断“跳槽”。战时为谋士、为说客，平时为政务、为教化。
在战乱和苦难带来的死亡威胁下，人们求生存的欲望强烈，认识到组织起来的生命力更强大，而同宗的血缘关系便是社会组织的最理想纽带，宗族势力发展起来。
曹丕为了拉拢大家族大门阀的支持，采纳了尚书陈群的建议，实施了“九品中正制”。
使士族从社会阶级中脱颖而出，特别是门阀士族，这个阶层也正是魏晋优秀文人的生存土壤。
魏晋时期文化思想的表现形式独具特色：乐清谈，弄玄学，能骈赋
魏晋风度，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什么是“名士”呢？《世说新语·任诞》借王孝伯之嘴讲出了魏晋名士的标识：“名士不必须奇士，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孰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再形象一些，就是“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们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或躬耕田园、或啸傲山林，笃信老庄、醉酒服散。
魏晋文人，崇尚聚众清谈，品茶饮酒服散。清谈，追求幽晦的意境。
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唐翼明《魏晋清谈》）
《世说新语》里描写了吏部尚书何晏的府邸里，谈客满座，谈笑风生，聚众是为清谈。而何晏是学术界公认的清谈的祖师爷，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玄学家。
魏晋文人，讨论玄学问题和当时文化时事，坐而论道，绵绵不止。
所谓魏晋玄学，是以调和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一种哲学思潮。
主要以《周易》《老子》《庄子》为核心读物，以“清谈”“写文章论战”为交流方式，在名士之间展开的，一系列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辨。
魏晋士人发言玄远，竞走浮诞玩世的务虚之途。何晏、王弼崇尚“贵无论”，嵇康、阮籍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玄学清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魏晋文人，逃避现实，以卖弄文辞为乐。
很多人涂脂抹粉，熏香摇扇，举手投足务求“高雅”。清谈的氛围，催生出骈赋的文体，骈四俪六，对仗工整，声律铿锵。骈文推崇华丽的辞藻，内容意境大多流于玄幻空洞。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思想的意境追求独具特色：工书法，出大家，立碑传
魏晋士人的个性主义光辉亦闪烁于他们超凡脱俗的独具特色的风流雅趣之上。王羲之爱鹅、王徽之好竹、陶渊明爱菊、支道林喜欢养马、张湛喜种松柏。
个性的自由催生了文化的多元。几乎所有的艺术样式，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大师辈出，星光灿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上意境上追求自由和解放。秦汉文人喜用笔法严谨的隶书，魏晋文人则把楷书、行书和草书发扬成熟，书法艺术繁盛空前。
书法成就最卓著者当属东晋王氏家族，精通楷、行、草、隶各体，父子竞胜，兄弟争高，夫妻比试，姻亲相学。碑最早为墓碑，始自东汉，魏晋时期伴随着书法兴盛而在民间普及。
“琴棋书画”，上文谈了“书”，我们继续谈谈“琴”。在魏晋时代，许多名士都爱弹琴，比如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就是当时第一流的古琴演奏家。
《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嵇康就要行刑时，竟然从容的弹起了《广陵散》。
弹完此曲，他说：“当年好朋友袁孝尼向我请求学习此曲，我一时吝惜，就拒绝了他，从此以后，《广陵散》就要成为绝唱了！”生命的尽头竟然为一首琴曲的失传而叹息！名士风采！
魏晋的艺术之风，为魏晋风度注入了最浓郁的热情。
魏晋时期文化思想的生存土壤、表现形式、意境追求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特色，令这个时代比其他任何时代，更文艺、更洒脱、更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