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都没有杀和珅 嘉庆为什么要杀他
还不知道：真实的和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乾隆没杀他，嘉庆却杀了他?的读者，下面中国历史故事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对于和珅，和中堂，和大人，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王刚老师，曾在多部影视作品中扮演过这个角色。其演技精湛，表演逼真，使得王老师一度成为了和珅的专业户。基本上，人们一想到这个人物，便会不由自主地将王老师与这个角色联系起来。
那胖乎乎的身材，圆溜溜的脑袋，笑起来眯成一条缝的眼睛，以及见到皇帝那副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点头哈腰的样子，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得其见钱眼开、阴险狡诈的贪官之相尽显。
虽然，荧幕上的和珅形象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真实历史中的和珅却并不像影视剧中演绎的那样，是一个油腻腻、滑溜溜、一副奴才相的胖子。相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饱读诗书、风度翩翩、仪表端正的美男子，是乾隆皇帝非常喜爱的臣子，算是圣上面前的大红人。
说来，和珅的确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本人其实出身一般，且不是什么名门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深厚的背景，祖辈更不是什么高官大户。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不断努力，一步一步向上爬，争取到的。完全凭借着自己的才识和本领博得圣上的欢颜一路攀到权力巅峰，历史上，这样的人并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和珅之所以能够得到乾隆的如此厚爱，跟他的办事能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办事上特别细心，无论是大事小情，只要是皇帝交办的事，他都能办的妥妥当当。话说，在乾隆时期，有一年突发自然灾害，灾情严峻，灾民数量众多。于是，和珅奉命前去一线灾区，指挥赈灾活动，实施救助。
但是，赈灾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很快问题就显现了出来。因为这次灾害的破坏程度实在太严重了，使得灾民数量庞大，但与之相比，朝廷下发的赈灾粮却非常有限。每天都有大量的灾民涌向赈灾地点，去领取免费发放的赈灾粮充饥。
眼看着粮食日益减少，朝廷的供给又下不来，这样继续下去，过不了几天，发不出粮食，就会断顿了。当时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稍微处置不好，便会引起动乱。如果，赈灾粮食发放不出来，灾民因为饥饿，情绪过于激动，那么，局面将非常不好控制。
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作为赈灾总指挥的和珅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法子。他让人当着灾民的面，在下发的白粥里面撒一些沙子，很多灾民看到这个情况都非常气愤，但是，却都敢怒不敢言。他们都认为，这是朝廷在欺负灾民，但后来人们才了解到和珅的真正用意。
原来，和珅这招米中加沙的办法，不但让前来讨灾粮的灾民数量“锐减”，与此同时，还使朝廷的赈灾粮草得到“变相增长”，变得充足了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和珅也是一个聪明之人。而他后来也说出了自己使用这个办法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众多的“灾民”当中，有很多都是鱼目混珠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灾民，只是过来混饭吃的。他们看到政府赈灾，有免费的粥可以领，自然就跑来占便宜，扮成灾民来混吃。
若是把沙子混进粥里，那些假灾民看到之后，便会觉得食物很脏，也就不会过来吃了。而那些真正的灾民，因为饥饿难耐，为了活命，他们不会放弃这些灾粮。即使混了些沙子，但是，比起成为饿殍，那还是非常珍惜的，这就是真假灾民的本质区别。
后来，事实也正如和珅所预料的那样，假灾民看到这些混了沙子的粥，都不愿意去吃。而真正的灾民却可以吃饱，使得赈灾的粮食得以为继。不久，乾隆得知了这个消息后，不但没有责备还非常高兴，对和珅的聪明是大加赞赏。这个故事被民间广为流传，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
而且，很多现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还对和珅的做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因为，结合当时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和珅的这种处理办法是正确合理的，是充分利用资源将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虽然，和珅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贪官，口碑不是很好群众基础也不太稳固，但是，他个人的办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再看下和珅的贪污行径，其实，作为九五之尊的乾隆，他能一点也不知道吗?但是，乾隆却一直没有责难于和珅，更没有定罪于他，其实，乾隆还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因为，和珅贪归贪，终究，他也只是把这些钱藏在自己的豪宅之内，还是在大清的土地之上。
所以，对于乾隆来说，这些钱财并没有“外流”，什么时候想要，动动嘴就行了，根本不用太过费心。除此之外，和珅的办事能力，说话唠嗑，都非常迎合乾隆的喜好，非常讨皇帝的欢心。所以，乾隆舍不得杀死这样一个有办事能力，会迎合自己的人。
可以说，作为一个喜欢玩弄权术的帝王，乾隆重用和珅也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
但是，奈何乾隆这么想，他儿子可不这么认为，前因后果，终有报应。
在乾隆皇帝驾鹤西去之后，嘉庆皇帝立马执掌朝政，使得和珅的好日子彻底到了头。其实，嘉庆要办和珅，不仅仅因为和珅的贪婪，也源于二人之间的一些过节。所以，嘉庆上位后，办的第一个人，就是和珅。不过，嘉庆帝也算给老爹面子，让和珅自尽，留了他一个全尸，也算是盛泽绵长了。
参考资料：
【《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纪一》、《清史列传·卷三十五·和珅传》、《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