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黄老学说

黄老政治的思想基础是黄老思想，而黄老思想兴起于战国晚期。在诸子百家的争鸣当中，法家是当时政治思想的主流，各家各派莫不受其影响。在这种背景之下，道家当中分化出一派，其思想宗旨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了法家思想，同时还吸收了其他各派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①。黄老思想兴起于齐国，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师承关系。《史记·乐毅列传》记太史公曰：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黄老学说直接来源于河上丈人，而河上丈人和安期生是战国晚期著名的隐士，是道家隐士一类的人物。就其本来面目说，道家思想消极避世，而法家思想不仅入世而且激进，二者水火不能相容。道家中的一派在涉入政治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黄老思想渐次形成。同样，儒家和法家为了解决本体论问题，则不断地吸收道家的自然哲学，而不取其无为之术。因而，就政治大思路而言，是道家和儒家向法家靠拢，黄老思想是道家向法家靠拢，是道、法两家思想合流的产物②。从力学的原理看，两个完全相反的力相互作用，会彼此削弱，造成一种新的平衡。黄老思想正是这样。

从黄老政治的实际情况看，它是对秦王朝极端暴力政治路线的纠正，黄老之术本身是较为温和的法家路线。因此，黄老政治反映在政治操作中是有为，是法家路线，而决不是消极无为③。黄老政治思想是法家政治思想与道家政治思想之间相互融合造成的新的思想平衡，是由秦王朝的法家路线向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政治思想路线的过渡。

窦太后信奉黄老之学。景帝和窦姓宗族不得不读《老子》，并推尊其学说，因此她在世时「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传》）。景帝时她曾召博士辕固生问他《老子》是怎样的一部书，辕固生不识时务，猝然答道：「这不过是部平常人家读的书，没什么道理。」窦太后大怒道：「难道一定要司空城旦书吗？」话中讥讽儒教苛刻，比诸司空狱官，城旦刑法。辕固生一听想转身就走，不料被太后喝住，要他到猪圈里去与猪搏斗。众帝见辕固生为一文弱书生，恐不敌猪，就投进一把匕首，才让辕固生把猪刺死。因此景帝在位十六年，始终未用儒生。武帝即位后，太皇太后闻他好儒，大为不然，常出面干预朝政。武帝也不便违忤祖母，所有朝廷政事，都随时向她请示。当时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迎鲁耆儒申公来朝，并建议仿古制，设明堂辟雍，改历易服，行巡狩封禅等礼仪，还建议今后政事「可不必事事请命东宫」。太皇太后听罢，怒不可遏，命武帝下令革去赵绾、王臧官职。至她去世前，武帝不再敬重用儒生，可见她在政治上的影响。 窦太后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位拥附「黄老思想」的统治者，在她的影响下，西汉政权能继续由刘邦时期定下的「以民生息」「无为而治」的精神。把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高峰。自她之后，没有一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能像她一样真正的以「黄老思想」来「无为而治」。

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据史载，刘邦入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成功地运用黄老之术，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又以柔制刚，以守为攻，次第消灭了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异姓王势力，并分封子弟，以扩大和巩固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他又利用和亲政策，减轻了匈奴对汉朝边防的压力；在经济上则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推行的黄老之术为其继任者所发扬光大，从实际效果看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黄老思想由学术而政治，对稳定汉初社会秩序及汉初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往人们较多地注意到黄老思想在汉初的积极作用，对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则关注较少。而这些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贵柔守雌、不为物累等，导致封建等级权威制被削弱。等级制是封建伦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汉初推崇黄老之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政权构成极大威胁。此后相继发生的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淮南王刘长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即证实了这一点。二是由于无为而治导致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不法商人与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结，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大量侵吞国家资产，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在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今虽刑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腐朽的社会风习还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三是引起时人对当时政治、文化及习俗的激烈批判。在黄老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原则下，汉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宁，生产得以发展，但侵蚀社会、危及西汉政权的异己力量也因此而恶性膨胀起来，从而引起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贾谊、贾山等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所批评与匡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