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没有城邦(中国古代有没有城邦之称)

中国古代史和古希腊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模式。先秦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世袭君主制，是"家园世界"。国家是由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法制度维系的，也有非常复杂的礼乐制度用来规范社会秩序。先秦时期的国家制度是分封制，分为口服和外服两个方面。对内

行政直接归皇帝管辖，对外服务是把国家分封给诸侯，诸侯也是世袭的，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权。

古希腊是一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古希腊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和意大利南部。公元前8世纪进入城邦时期，4世纪是国家文明的鼎盛时期。古希腊文明最多有几百个城邦，每个城邦都是相互独立的。

柏拉图将古希腊城邦分为五种政治形态:民主制、贵族制、暴政和君主制。民主城邦的代表是雅典。城邦权力属于全体公民。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后来有一个500人的大会，由大会选举产生，作为大会的常设机构。

贵族城邦由贵族领导，但贵族受到公民集会的限制。比如斯巴达，由两个家族统治，但形式上受人民大会监督。国家还有长老会和监察官来限制王权，长老会和监察官的成员也由贵族任命。

暴政是指在最初的民主国家，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未经公民大会或其他法律程序的授权，僭取国家权利。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不是政体，而是国家的一种不正常状态。

以上_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7月20日-公元前323年6月10日)，马其顿国王。

古希腊也有君主城邦，后来统一希腊、称霸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君主。

除了君主制城邦，其他四种制度都可称为共和制。古希腊的共和城邦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这种共和城邦呢？为什么中国和西方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1.来源:原始社会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追溯到古希腊共和国的起源。古希腊的共和国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民主。在原始氏族公社时代，私有制还没有出现。部落里人人平等，有天然的民主土壤。部落首领也由部落成员选举产生。

在这一点上中外没有区别。中国古籍中有一个故事是唐尧和虞舜在古代退位割地，这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中民主制度的传奇印记。

2.差异化:经济基础

但原始社会结束后，中国和西方走了不同的路。

生产力发展，生产过剩，私有制两极分化，原始公有制社会走向解体。

在中国，部落首领凭借其杰出的才能、崇高的声望和巨大的贡献获得了对整个部落公社的控制。公社公地名义上是公地，实际上却成了首领的私有财产。也就是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Public"或者"国有"对于"的出现；国王和官僚所有制"。在部落共同体中，作为单个人，没有土地，部落共同体的首领拥有所有的土地。"国王是这个国家所有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所谓"全世界，都是王者之地"。

而另一些人没有土地，亚当·斯密说"财富就是力量"没有土地，没有财富，也就意味着没有权力。普通部落成员成了国王的仆人，所谓"领地，是王晨"。

在古希腊，情况有所不同。原始社会后期，公社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有土地，由公社支配，另一部分是分割的，每一小块都是部落成员的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是私有的。马克思指出，这种公社制度的基础，“ldquo即它的成员是由劳动地主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组成的，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土地财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在部落里，每个人都是私人的，每个人的钱都差不多，所以谁也不会拒绝服从谁。没有像中国这样主宰一切的超级英雄，也没有英雄建立的王国。反而形成了独特的共和城邦。

中国的生产方式被马克思称为"亚洲方式"，古希腊的方式，叫做"古典生产方式"正是两种生产方式的不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

3.两条不同道路的原因

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环境的不同。

中国幅员辽阔，河流纵横交错，属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古代先民为了发展农业，不惜进行庞大的治水工程，修建庞大的人工灌溉设施。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个人显然无能为力，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东方社会"一个人并不独立于公社"，"就像一只蜜蜂不能离开蜂巢一样"。个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只是集体的一个细胞，一个原子。因此，制作西部片并不容易小私有制"取而代之的是公社集体的发展和壮大。

同样，大项目需要协调指挥，统一领导，所以会产生威望高的领导，然后称王。大禹治水，后来建立夏朝，形成家族，正是如此。

古希腊文明位于地中海东部，分散在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边缘延伸至黑海沿岸和意大利南部。这些地区多山，没有大平原。群山把狭窄的土地分割成分散的耕地。没有大河和不毛之地，就不可能大规模种植粮食。橄榄和葡萄只能沿着山和丘陵种植。

古希腊处于地中海气候，夏季干燥，冬季多雨。也极不适合农业发展。它经常导致歉收。希罗多德说:"希腊生来贫穷，后天培养"据统计，公元前5世纪，雅典最好的年份，每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5万公吨，而雅典的粮食需求量是198万公吨。

正是这种贫瘠而零碎的土地，使得古希腊难以发展大规模的农业。反而发展了一人一块地的土地私有制。这样的经济基础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王国，只能是一个人少的小城邦。在古希腊，城邦一般人口只有1000人左右，数万人也不多。像斯巴达这样拥有40万人口的庞大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弹丸之地的城市里，有一个关于一件小事的热烈讨论，所谓"一个改变就足以让原有的平衡受到影响"为成员普遍参政创造条件，形成所谓民主。贫穷的农业迫使希腊人出海谋生，发展海上贸易，进一步强化了古希腊人的个人主义，进一步促进了"民主城邦"的形成。

综上所述，古希腊和中国的不同政治制度是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下的不同生产方式而产生的，各有特点，没有优劣之分。古希腊的民主城邦，民主的范围仅限于城邦的公民，没有奴隶的民主。近代以来，西方中间派主张希腊模式是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而其他形式的文明则是"萨维奇"、"无知"，无非是为他们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