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国都是建立王朝的头等大事，汉高祖刘邦选国都时就在洛阳和长安之间有过犹豫，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后也曾有迁都襄邓的打算。唐朝后来又营建洛阳为东都，并在武周和唐昭宗时两次迁都洛阳，还留下了“国都六陷，天子九逃”的尴尬纪录。而后随着五十余年间，唐朝及其后五代王朝的相继灭亡，中原政权遇到了有史以来最难以解决的定都问题。

而这个问题到北宋开国时，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当时情势下，长安和洛阳属于传统建都地，开封则是经济繁荣的新兴之都，摆在赵匡胤面前的大致就是长安、洛阳、开封三选一。但除此三城之外，地处江南的南唐国都南京（时称江宁），也是一个潜在的选择。

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来衡量当时的这四座城，可以先得出如下这样一个总体的判断

长安：政治，经济，军事（总星数11）

洛阳：政治，经济，军事（总星数11）

南京：政治，经济，军事（总星数13）

开封：政治，经济，军事（总星数10）

先来说长安

长安地处渭水下游的关中平原，那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上显赫的周秦汉唐四大王朝都定都于此。所以在政治因素上，长安作为北宋都城的资格是满格五星的，但在军事和经济上则都有不小缺陷。

梦回长安

从军事上看，长安虽然处在“四塞之国，被山带渭”的易守之地，但北宋初年长安周边战略环境相比于300年前已经大大恶化。长安北面的战略要地灵州、夏州落在了党项割据政权的手中，灵州和夏州作为阻止外敌南进关中平原的北大门，始终未曾被北宋掌控。

从后来历史发展来看，党项人不仅没有被北宋打败，反而一步步壮大成为西夏王国。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争前后持续一百多年，战事数次蔓延到距离长安极近的固原和安塞等地，西夏的目标也始终指向长安。北宋中晚期的苏轼在词作中写“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说的就是北宋与西夏的边患。

在经济上，当时长安面临的困难更为致命，一是粮食不能自给，二是陆运漕运困难。自西汉之后，长安就已经不具备作为国都的经济优势了，而后经过唐朝近300年的人口过载，森林植被的破坏，河渠水量的减少，关中地区的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程度的透支。

从唐朝初年开始，长安就经常需要靠“转漕东南之粟”来供给，但是从江淮到长安并没有直接的水路可走，而是要从开封、洛阳转运，陆运漕运都十分不便。“自江淮距汴、洛以达于关中，除其间陆运略计，水行无虑数千里，动有风涛覆溺之患……盗起天宝陵夷，至于代宗漕路几绝，不通京师，米斗千钱”。

虽然唐朝自武周迁都洛阳后又还都长安，但从那之后唐朝皇帝就食洛阳的情况便经常出现，根本的原因就是漕运不畅、长安缺粮。这种情况在北宋时期仍在恶化，北宋中期的司马光曾说过“关中饥馑，十室九空，为贼盗者纷纷已多，县官仓库之积，所余无几”。

总结而言，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作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在周秦时代人口尚未大规模增长时，这片被山襟河、四关拱卫的八百里秦川平原，从各方面讲都是定都的不二之选。但自西汉之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和经济资源的过度消耗，建都关中的条件也就丧失了。

接着说洛阳

洛阳与长安的政治地位相仿，比如西周建都长安，东周迁都洛阳；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说这两座城是华夏古都双首也不为过。洛阳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称，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就是在那里定都，所以它做北宋国都的政治资格也是满格五星的。

东汉洛阳城

在经济方面，由于从外地进入长安的水道需要从洛阳中转，中唐以前河北和江淮的漕运分别从永济渠和通济渠向洛阳汇集，那时候大量粮食物资就是囤积于洛阳的含嘉仓，洛阳也因此坐享“河朔之饶，江淮之利”。但安史之乱造成的藩镇割据，使河北地区处于不受唐王朝控制的独立状态，洛阳便无法再享“河朔之饶”，甚至连“江淮之利”也被水运条件更好的开封所夺走。

所以在五代末和北宋初，洛阳的经济条件虽比长安好，但已经比不上开封了。

在军事方面，洛阳号称“河山控带，形胜甲于天下”，“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可见，居重山险隘环绕之中的洛阳，有着不输于长安的防卫优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李格非曾一语指出洛阳的要害“当秦陇之咽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历来为兵家所必争的洛阳，实际上是一个难以独善其身的四方用武之地，所以它作为国都的军事形势就比不上长安了。

再来说南京

虽然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时，南京尚被盘踞江南的南唐据为国都，但彼时距离北宋攻灭南唐也不过只有十五年时间，所以南京并不失为宋初迁都并最终定都的一个选择。

当时的南京先后已有孙吴、东晋以及南朝宋、齐、梁、陈在那里建都，特别是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和东晋、南朝的建都，使南京在近300年间成为华夏文化正朔的中心，所以北宋如果迁都南京是具备一定的政治基础。

南唐江宁府

但南京的劣势是偏居东南，游离于关中和河南这两大传统建都地之外。明朝时朱元璋虽定都南京，但他后来曾派太子朱标去陕西考察迁都长安的可能，只是因朱标病亡而没了下文。所以，相比而言，南京作为国都的政治条件在四城中最差。

但在经济方面就不同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心，总体趋势是由西向东、由东向南转移，虽然南京在隋唐300年间遭到了统治者的破坏和打压，但它自身难以掩盖的地理优势仍旧推动着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到了五代时期，经历杨吴和南唐的经营，七十余年太平无事的南京很快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都会。

北宋时期最繁华的三个省分别是江南东路（首府设在南京）、淮南东路、两浙路，而南京就处在这三个省的中心位置上，使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所以在经济方面，南京显然远胜洛阳和长安，相比开封也要更好一点。

在军事上，南京山环水抱、地势险要，诸葛亮当年到吴都就有“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的赞叹。当时北宋的外部威胁来自于北方，如果坐南京而北望，则是前有江淮天险为阻隔，后有牛首山、方山为依傍。不论是着眼南京的一城之防，还是以全国视野的战略大棋局来看，南京作为北宋国都的军事条件，都是当时四城中最好的。

最后说开封

在北宋之前，最早是夏朝曾短暂在今天的开封市祥符区建都，接着是战国时期魏国在其地建大梁城为国都，再往后就是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先后定都开封。可见，开封的建都史并不突出，甚至还比不上南京。

但开封的优势是处在河南这片传统建都地之中，朱元璋起初也有过北上建都开封的打算，只是因其军事形势不好而放弃。所以从政治因素来讲，五代末年的开封虽然比不上长安和洛阳，但要强过南京。

开封的经济崛起开始于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地区在安史乱后沦入藩镇之手，致使运河北段永济渠的地位下降，只有江南八道财赋可供倚重的唐政府，自然视运河南段的通济渠为经济命脉。而洛阳、开封作为两座分别连接永济渠和通济渠的城市，也就呈现为一个衰落、一个繁荣的状况。

漕运水道

南北经济格局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变化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那时的南北方仍旧割裂在不同政权的手中，洛阳与开封此消彼长的态势仍在延续，后周时的开封已经是一派“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的景象。所以，开封的经济条件显然比洛阳好很多，但相比于坐拥江南沃野的南京则稍显逊色。

综合政治和经济条件来比较，北宋定都开封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加上军事条件，那么开封就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对于开封四周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的客观条件，北宋开国君臣先是寄希望于收复幽云十六州，夺回对长城的控制权。后来在这一希望落空后，北宋朝廷又采取修城屯兵的办法，试图以“兵险德固”来弥补都城的军事缺陷。

所谓“兵险德固”就是以兵为险、以德为固，具体做法是多屯兵和修文德，这使得文化昌盛和冗兵冗费成为北宋的两大特色。整个北宋时期，其军队员额都处在扩张之中，而且极少进行裁军，即使是战事平息的和平时期也不肯轻易裁军。宋初禁军加厢军总数近40万，其中半数的禁军驻防在开封，到宋仁宗时的军队规模达到140万，京城的驻防军数也同样水涨船高。

冗兵冗员必然带来冗费，导致“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由此造成的财政危机和民生疾苦，又使外患频仍的北宋内忧不断，最终酿成“靖康之耻”的苦酒。

哪个更合适

如果北宋能夺回幽云控制长城，那么定都开封当然没有大问题。若不然，就不如定都洛阳，虽然洛阳在靖康之变中一同失陷，但洛阳自身的防卫条件优于开封，定都洛阳能让北宋少受一些冗兵冗费之苦，也就能在京防与边防上少一点瞻前顾后和顾此失彼，但洛阳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在无力北上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情况下，北宋最好的选择还是在攻灭南唐后将都城迁往南京。实际上，宋太宗在晚年将全面防御确立为国策时，就已经接受无法北上收复失地的现实，摆出了被动防守的姿态。若当时能果断迁都南京，整个北宋的战略局面将会焕然一新，但届时宋廷能否改行更积极的国防策略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