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秦因何“二世而亡”？未形成系统化的政治信仰

强秦因何“二世而亡”？未形成系统化的政治信仰

作为中国中古社会起点的秦帝国存在了仅仅16年就亡家亡国，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却又无法回避的难题：秦国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掀掉了齐、楚、赵等大国，为什么统一之后“二世而亡”？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信仰形成的缺失。

公元前221年，在华夏大地上诞生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帝国秦。这个大帝国囊括了此前存在于华夏大地上的许多诸侯国家，东及于海，南及百越，西及氐羌，北到塞外。如同思想领域中宣扬物质利益和法治的法家思想压倒其他各家学说一样，政治上崇尚武功的秦国最终吞并了齐、楚、赵等诸侯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政治上的一统，它将要继续进行的是政治思路上的统一。在人类政治历史上，任何形态的国家或政治都需要权威。对于秦王朝来说，它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不是政治宣讲，而是赤裸裸的暴力，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垄断政治权力的极少数人与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矛盾。

从表面上看，秦王朝是一个重实干、轻理论的国家。在秦帝国的有关历史文献中，我们很难整理出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从政治信仰的层面上看，秦王朝对利用鬼神的权威以整肃民心和治理国家嗤之以鼻，认为那是政治欺骗，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有害政治。琅邪刻辞中这样写道：“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在这里，秦王朝也在总结历史经验，它认为五帝三王之所以亡家亡国，是因为不务实际，不讲法治，崇尚虚诞。所以，秦王政三十三年（前214年）曾经下令“禁不得祠”，虽然禁止祭祀崇拜的对象我们难得其详，但这与琅邪刻辞的思想倾向是大体一致的。

秦王朝没有系统化的明确的政治信仰，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用了传统的宗教活动。就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三年（前219年），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这是秦帝国搞的惟一的封禅活动。秦始皇为什么搞封禅？是向上天禀告改朝换代吗？当然不是，因为封禅刻石记录下来的，是赞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是要求他的臣民子孙“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封禅铭文展示给国民的是皇帝的圣明和威严，并没有给神灵留下什么重要位置。

就在这次巡行途中，秦始皇经过彭城时“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这反映出在秦始皇的内心深处仍然残存着天命思想。可是，当他前往湘山祠渡江遭遇危险的时候，他对神灵“湘君”却大不敬，“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这似乎意味着，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神灵对他的冒犯。

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出巡到云梦的时候，又“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所涉及的政治性的宗教活动具有随意性，他对神灵抱有期望，但又不想受神灵的约束，神灵也不得违背他的意愿。秦始皇也沿用了秦国传统的郊祀雍四畤上帝的活动。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秦始皇通常于十月亲自郊祀，身着白色的服装，献上祭祀的贡品，“拜于咸阳之旁”。西畤、畦畤的郊祀则由祠官主持，“上不亲往”。秦二世的时候情形大抵也是如此。太卜官曾评论说：“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总的看，秦帝国在政治信仰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从相反的立场看，秦王朝信奉的是武力和强权。秦帝国皇帝把国家作为他个人的私有财富，皇帝可以穷奢极欲，这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秦始皇南登琅邪台，十分惬意，于是“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免税）十二岁”。这没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根据文献记载，他因为“亡秦者，胡也”一句谶言，发兵30万攻击匈奴。他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仅仅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就动用了徒役70余万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每攻破一国，都要仿照该国宫殿的样式在咸阳城北复建，所得诸侯美女和钟鼓器物等一并移入其中。《三辅旧事》夸张地记载道：“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秦王朝这种穷奢极欲恶性发展，导致了作为孤家寡人的皇帝与天下大众之间的尖锐对立。

秦二世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威，与宦官赵高密谋对策。赵高声称：“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不要讲什么道理，谁有权力谁说了算，这就是赵高的强权主义理论。于是秦二世“诛大臣及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当时，公子将闾弟兄三人被囚禁于内宫，秦二世派人对公子将闾说：“公子不臣，罪当死。”将闾质问：“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奉旨行事。将闾仰天长号：“天乎！吾无罪！”兄弟三人拔剑自刎。

其实，在秦王朝根本就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法律，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在这个国家中，只有皇帝一人的人权。此后的赵高谋杀秦二世，子婴计杀赵高，都是同样的政治定律在发挥作用。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秦王政就对韩非的极端专制理论欣赏万分，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二世也公开地引用韩非的话，称尧舜为君有“监门之养”，大禹治水有“臣虏之劳”。他认为当这样的帝王没有什么意思，他贵有天下，应该“肆意极欲”。至此我们不难明白，秦王朝政治思维的深层，是韩非的极端专制理论。秦王朝二世而亡，就是韩非专制理论的恶果。

任何一种政权都会宣传其合理性，从而为自己取得理论上的支点。秦王朝也不例外。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马上就有人出来献计献策：“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是用“五德相克”说为政治合理性服务：周人之德是“火”，秦人之德是“水”，“水”克“火”，所以秦人取代周人统治了天下。秦始皇毫不迟疑地把这一套拿过来，为新王朝的政治合理性服务。秦王朝将自己定性为水德，水德属北方，颜色与黑相配，所以衣服旌旗都崇尚黑色，数字以“六”为纪，符、法冠都规定为六寸，乘六马，更名黄河为“德水”，等等。这表明，新王朝亟需为自己的政治合理性张目。

问题在于这种宣教能否达到使人信服的目的，能否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可以说秦王朝的五行相克说是一种政治理性，但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信仰。就五行说产生的背景看，它是对传统的天命观的反叛，试图从物质世界的演变说明宇宙和社会的运动，其性质与朴素的阴阳论、气论相近。

总之，秦朝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政治信仰，没有解决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它奉行的强力政策和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秦朝的速亡很难说与此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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